大家好，我是刘霞。
2009年11月5日，我遇见了第一位抗战女兵，陈庆珍奶奶。
在遇见陈奶奶之前，我先遇见了另外一位远征军老兵陈宝文爷爷，因他的故事后人还有新素材需要补充，我放在后面再讲。
《九旬远征军老兵陈宝文病危》一文刊出后，《云南信息报》的报热心读者纷纷打进热线，想要去看望陈宝文爷爷，表达对他的敬意。
这些读者中，有一位90岁的奶奶，在儿子的带领，辗转多趟公交找到了报社，她就是陈庆珍。
我在报社楼下的公交站台见到了她，习惯性上前准备搀扶，她一下甩开了，说：我不用扶。
这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上过抗日战场的女人，之前脑海里闪过不少电影中女英雄的形象。
眼前的她，瘦瘦小小的身躯，白发早已布满双鬓，衣服纽扣扣得严严实实，系根丝巾。戴一副深色的眼镜，目光藏在镜片后面看不清喜怒哀乐。
相比于之前我遇见的那些流落缅甸的远征军老兵的谦卑，这个高昂着头的女兵，反而有种不容侵犯的傲气。
晚年陈庆珍在家中
我带着她走过滇池路口的人行天桥，穿过金牛小区，到了陈宝文爷爷的家。
病危中的陈爷爷已经不能说话，陈庆珍奶奶断断续续介绍着她的经历。
1941年，正在昆明军医大学求学的陈庆珍，跟随未婚夫放弃学业远赴缅甸战场，参加了第一次入缅作战。很快战事失利，陈庆珍不得不跟随196后方医院从缅甸八莫撤退回国。
据陈奶奶回忆，撤退时，他们这一组有八九十人，只有两个女生，另外一个叫钟雪贞，她的丈夫是名叫李宗昆的药剂师。
这句不足百字的信息第二天刊出后，竟意外被钟雪贞的女儿看到，九兄妹找到陈庆珍，认她做了妈妈，他们家故事后面再细讲。
那天从陈宝文爷爷家离开时，陈奶奶拉着爷爷说：“老哥哥，你一定要挺住，现在，天已经亮了，你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
我那时还不太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只是如实的记录了下来。
直到后来了解了抗日女兵陈庆珍的一生，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于她，是多么的沉重。
1920年3月18日，陈庆珍出生在云南楚雄一户姓方的商人家里，父亲赶集卖布匹，母亲是位进士家的大小姐负责家务，陈庆珍还有三个哥哥两个弟弟，作为方家唯一的女孩，她很受宠爱，可以随便爬到祖父的背上玩耍，给他梳胡子。
6岁那年，母亲生了二妹，陈庆珍的命运也在这时发生了一个大转折。
这一年，三姨妈家的女儿误吃有砒霜的糕点死了，望着悲痛欲绝的女儿，外祖母出了个主意，让她写信给楚雄的大姐要个女儿，大姐家孩子多可以帮她减轻负担。
于是，陈庆珍被母亲送了出去。父亲带着她，坐了五天滑杆才到玉溪姨妈家，从此改姓陈，改叫三姨为“妈妈”。
三姨家其实很有钱的，算得上玉溪的大富商，经营着洋纱和染料代理生意。但陈庆珍说不上高兴还是忧愁，这里一切都是陌生的，人是，物是，景也是。
在她幼小的心里，总觉得自己是陈家用一点小恩小惠换来的“人质”，是方家多余的那个人，那种对幼小心灵的伤害很难描述。
两年后，姨妈生了一个妹妹，接着是个弟弟，后来陆续生了五个妹妹一个弟弟共六个。
从八岁开始，陈庆珍的背上就一直在背着弟弟或妹妹，洗不完的尿布，收拾不完的卫生。
失去耐心的姨妈对她也是非打即骂，到了上学的年纪，姨妈一边帮她梳头一边骂，头发也被揪掉了很多，陈庆珍只敢流泪不敢哭出声。
陈庆珍的鞋子穿得破旧不堪，她和姨妈说又是一顿骂，因为姨妈不会做女红。陈庆珍自己偷偷学会了做鞋子，没想到，从此弟妹的鞋子也都是她做。
陈庆珍很想逃离这种半奴半婢的生活，只得拼命读书，但因为照顾弟妹耽误学习，她考中学时还是比其他同学大两三岁。
顺利考入昆华女中四十一班后，母亲却提了个条件，要上昆明读书可以，但得领着两个妹妹一起到昆明上小学。
陈庆珍只得答应。带着两个妹妹和奶妈母子，一起搬到昆明，她不仅要照顾两个妹妹，放假还要做好鞋子带回去给其他弟妹。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不久昆明也经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不得已，奶妈带着两个妹妹回了玉溪老家，陈庆珍当然选择留下，开始了独自生活。
那时候能上学的女生家庭条件都不错，同学们都有温暖的家，有慈母的爱，陈庆珍没有，内心难免自卑，但她从来不表露出来，以免同学看不起。
陈庆珍一直在想学什么好，将来才能找到好工作，不依靠任何人也能生活。思来想去，她觉得学医是最好的，对别人，对自己都好。
想学医，主要还是受三哥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陈庆珍的三哥方文学就背着父母化名李文光，偷偷报考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在滇军服役。
抗战全面爆发，三哥就随部队出滇抗战。陈庆珍一直记得送别哥哥时，说过的一句话：“你先走一步！”
但不久，三哥在台儿庄战役身负重伤回到云南。三哥告诉她，前方战场最缺医护。经常去医院看三哥的陈庆珍，也暗下决心，将来要去前线救死扶伤。
当时云南就一所军医学院，是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为支援抗战，从军费中拨款重新开办的云南军医学校，名额有限，要考中不容易。
正好同班有个同学报考了云南军医大学，她来信说了新消息，云南省政府为了培养县卫生院长，特别在军医大学开设了一个班，不需要考试，只需要县长推荐就行，学费、伙食费都是县政府供给，五年毕业就可以回去县里当卫生院长。
陈庆珍抓住这个机会，请楚雄的父亲帮忙。父亲对女儿还是很好的，考上省立中学就开始给她钱。得知女儿想考军医大学，也非常支持，很快寄来县政府的证明。
在这里，陈庆珍遇见了爱情，从此改变了人生走向。
军医学校管理实行军事化，很辛苦，全校女生只有二十多个，第二期十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少，男女生也不准说话。
随着抗战形势的严峻，陈庆珍所在的医专班改为军医学校二分校第三期，她如愿以偿成了军医。
陈庆珍班里有个女生叫苗明轩，年纪最大，大家叫她苗大姐，她先参加后方医院工作，约陈庆珍去玩，如果愿意可以留下工作。
陈庆珍请假去到位于嵩明的后方医院，遇见了两位广东军医学校一分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刚被军医曙分到云南199后方医院，一个药剂师叫方芬华，一个医生叫伍启伦。
方芬华告诉她还是留在军医大学好一些，分析了一些利弊，陈庆珍也返回学校读书了。
伍启伦是马来西亚华侨，祖籍广州，他的父亲伍泽亭是爱国华侨，在马来西亚创办中文学校，为抗战踊跃捐献，并积极参与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支援祖国抗战。
伍启伦会很多国家的语言，医术也很高明，陈庆珍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只要问到他，都会得到耐心细致的讲解。
俩人经常飞鸽传书，爱意渐浓。
期间，伍启伦从嵩明转到贵州安顺第55师任少校卫生队长。
到1941年春，伍启伦随部队从安顺转回昆明，准备赴缅甸抗日。就在此时，伍启伦突然重病，不得不滞留昆明医治。病好后加入到196后方医院，担任中校副院长。
不久，196医院也接到赴缅抗日的命令，伍启伦希望陈庆珍也能一起去。陈庆珍当然想去，满脑子都是古时候花木兰从军，更何况还是和深爱的人一起。
时间紧迫，她跑回去和家里人商量，准备先结婚然后去缅甸。两边父母都不同意这么草率结婚，陈庆珍一赌气就回了学校，自个办了休学，报名参加远征军，她是全校唯一报名的。
陈庆珍昆明军医大学时拍摄的照片
1942年三月末，部队正式出发了。
昆明郊外的安宁县公路左边，摆起了长长的汽车队伍，车上贴满了红绿纸条，上面写着“扬威异域”、“为国争光”之类让人兴奋的标语，老百姓更是夹道欢呼，炮竹声不绝于耳。
在沉重的马达声中，196后方医院共有20辆卡车，其中一辆是陈庆珍和伍启伦的，伍启伦带了很多医书，精装版的解剖学、全彩色的医学书，而陈庆珍则准备了很多结婚的行李。
与陈庆珍同去的还有两个弟弟，四弟方学章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正担任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护卫团的中尉排长，他本来是不需要远征的，但那时方家兄妹都热血沸腾，是绝对不会放弃这样的报国机会。
第一次远征的每个人都激情万丈，并不知道真实战争的残酷。
196后方医院地址选在缅甸八莫的飞机制造厂内。
八莫街道很宽，房子也很多，商店里吃得用得不仅便宜还很丰富，不像作为大后方的昆明，物价飞涨还物资紧缺。
到八莫不久，陈庆珍举行了简单的战地婚礼，没有婚纱没有礼服，就是一点茶水点心，但这浪漫的战地婚礼在军中一度传为佳话。
新婚没几天，伤员就陆续住进医院，陈庆珍开始了忙碌的救治工作。
到四月中旬，伤员突增，医护人员每天休息不足4小时。大家都忧心忡忡，可对敌人的动态，国军方面也没有通报给院方，大家对迫在眉睫的灾难，是一无所知。
作为副院长，伍启伦一直忧心忡忡，和几个院领导商议后也做了撤离的打算，准备好一些药品和饼干。
下旬一天中午，警报声突然一响，飞机制造厂突然火光熊熊，黑烟冲天，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说日本人来了，自己人开枪烧毁了汽油堆，不给日本人。
按照既定的计划，先把重伤员撤退到树林里后，大家再分组疏散。院长带一队坐汽车离开，伍启伦为首的十个医护人员，带领着七八十个轻伤员向郊外疏散。
傍晚，已隐约能听到八莫方向传来的炮声，打探情况的人回来说，飞机制造厂和医院都空无一人，原来日军已经占领了八莫。
看来返回无望了，分组撤离的人也都失去了联系，怎么办？伍启伦当机立断，立即带着伤员转移。
天黑前，撤退到一个岔路口时，上面有英文路牌，伍启伦看后知道一条通往密支那，一条通往云南，他果断决定往云南方向走。
为了安全，第一晚走了很久很久，最后宿营在一山沟底，点燃了篝火，医护人员抓紧查看伤情，为伤员换药。伍启伦值夜班，陈庆珍也睡不着，想着未来的一路，更想着在前线的弟弟。
她来到丈夫身边，俩人谈了很久，伍启伦说，无论吃多少苦，遭多大的罪，也一定要把这些兄弟安全带回昆明。
陈庆珍看着篝火旁沉沉睡去的伤员，顿时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伍启伦作为这八九十号人的灵魂人物，为了将所有人的心凝聚在一起，他得想办法调动大家的聪明才智。
前途未卜，所带的干粮、药品有限，每人每天只能分到维持生命的饼干，药品更是要尽量节省。因怕生火暴露行踪，只能饮山泉水。
陈庆珍的任务还要与伤员谈心，了解伤员的思想情况，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共渡难关。
看到他们，陈庆珍也不禁潸然泪下，前方的两个弟弟命运如何？
这批伤员云南人居多，陈庆珍和他们聊起来也非常亲切，将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兄弟。这些伤员都十分善良，从不提什么要求，在自己行走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还争着为医护人员背药箱。
一路上，就是伤员和伤员，医生和伤员，大家相互搀扶着走，伍启伦靠一枚指南针在前面引路，几天的密林之旅，大家已是衣衫褴褛。
又继续走了很久，还是在大山，一直没有见到人，干粮已经没有了，只能吃野草。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让人几近崩溃。
有一次，陈庆珍扶着一名左手负伤的小战士，艰难行走在山路上时，小战士痛苦的看着她，绝望地说：“我饿得怕是活不成了。”
陈庆珍听后只好把藏在身上，一直舍不得吃的四片饼干给了他。拿着饼干，小战士哭了，眼泪和着饼干一起吞下了肚。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一天总算是遇见一个男子，腰间缠绕着多圈不知何种材料做成的环状物，皮肤黝黑，身佩长刀，用汉语、英语、粤语都无法与之交流，这是撤退遇见的第一人。
莽莽丛林中，越走，大家的绝望情绪越浓。
一天早上，队伍正准备出发，一名伤员突然大喊大嚷地说：“宁肯死，也不跟队伍走了。一定是带路的带错了，没吃没穿没人影，还不停地爬山。”
不少伤员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也纷纷说反正早晚是个死，何必再吃苦受累。
好在撤退队伍中，陈庆珍和钟雪贞两位女性的坚强鼓舞着绝境中的伤兵，耐心劝说一番大家又起身上路。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一天傍晚终于在山脚下遇到了一户少数民族人家。
伍启伦介绍是从缅甸退下来的抗日部队，要到腾冲，请给一顿饭吃。主人爽快答应了。
虽然这顿饭只有咸菜，却是撤退以来第一次吃到米饭，这是陈庆珍一生中吃过最香最难忘的一餐饭。
多年后，她一直记得咸菜是腌藠头泡小茄子，小茄子就是再也无法长大的最后一茬茄子。
以后陈庆珍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她都会在腌好的藠头里放入小茄子，就是那里学来的，也是以此记住此生最难忘的一幕。
这顿饭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明白了前程有多远，看到远方的希望，沉闷的气氛一扫而光，路途中有了笑声，调皮的战士还会对着空谷大声吼叫，欣赏自己的回音。
几天后队伍终于到达了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和顺乡人民沿街搭起了粥棚，他们把家里仅有的咸菜都拿出来，有藠头、腌菜、豆豉，乡亲们亲切地喊道：“抗日的将士们，你们辛苦了，到家了，喝碗粥吧！”
听到这样亲切的声音，大家都泪流满面。
和顺乡的老百姓这一段时间都在不间断接待缅甸撤退下来战士，他们替政府做了本该政府去做但政府却没有去做的事。
和顺乡这碗粥的恩情，陈庆珍记了一辈子，临终前几个月，她带着儿子亲自去感谢和顺乡人民。
她在采访中多次提及，希望历史记住和顺乡积下的德。
在腾冲稍作休息，队伍继续朝着保山方向前进，到达惠通桥时，陈庆珍坐在桥边，望着撤退的部队和不断涌来难民，满目凄凉。
想起自己怂恿两个弟弟奔赴前线，如今生死不明，想到可能遇见的冷漠，想到不可预知的未来，不禁悲从中来，放声痛哭，哭到失声不能自已。
陈庆珍奶奶晚年回忆起这里时，依然感伤，她说参军不止是因为爱情，更多是为了爱国，为了抗日，但才几个月就狼狈撤退，自己连穿的衣服都没有，还把弟弟也丢了。
“我如何见父母，我回去怎么向亲人们说呀。”陈庆珍悲痛发问。
那年，陈庆珍22岁。
医护人员和难民一样落魄，沿途没有一辆车肯带他们。
大家咬着牙继续走，一直走到了保山的瓦窑兵站，伍启伦这才联系到了汽车，把伤员一个不少地运回了昆明。
回到昆明后，已经形同乞丐、狼狈不堪，伍启伦把伤员都安排进了昆明陆军医院，而医护人员却没人管，被草草安排在东升小学，每天吃点水煮白菜，想要套衣服换洗都没有实现。
看到后方的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想到前方战士的流血牺牲，大家都寒透了心，请了长假离开军界，196后方医院就这样散了。
伍启伦先到昆明市人民医院当了主任医生，本来陈庆珍也可以去，但这家医院有不少她的同学，她不愿让同学看到自己的狼狈，就没去。
加之她也怀孕了准备生产，伍启伦工作很忙很少回家，收留了一个逃回来的兵，替她买菜做饭照顾她。
伍启伦回到昆明拍摄的照片，1942年5月，后来文革中被作为罪证幸存了下来
昆明待产期间，方家发生了一起谋杀事件。
陈庆珍的三妹五妹被枪打死，母亲和弟弟受重伤，虽然救了回来，但弟弟面部留下了伤口。而行凶者竟然是父亲前妻的儿子。
陈庆珍生下女儿后，伍启伦有个体育教官在通海，就叫伍启伦去通海开诊所，夫妻俩去到通海终于有了个家，也生下了二女儿。
这期间，民国大佬李根源的夫人回通海探亲生病了，她正好和体育教官的夫人是好姐妹，伍启伦几天就给她治好了，李夫人说年轻人开诊所没前途，愿不愿意去当卫生院长，愿意她可以帮忙。
就这样，在李夫人的帮助下，伍启伦到了石屏县卫生院任院长，成了公家人。
石屏有个风俗，在外地怀孕的妇女不能在自己家里生孩子，都到卫生院来，一直住到满月才回家，因为住院的妇女多，时间又长，陈庆珍也开始协助丈夫做起妇产科的工作。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这时，陈庆珍的三弟也从缅甸回来，他参加远征军后任新一军38师上尉连长，在仁安羌大捷中荣立战功，提升为少校营长，之后随驻印军参加了反攻缅北，在胡康河谷战役，在孟拱河谷战役中屡屡建功，但他脑部、脊柱都受了伤，身躯弯曲佝偻，双手一直颤抖。
而五弟方学义，也去参加了中国驻印军，再也没有了消息。台儿庄重伤的三哥也已经病逝。
因为另外一场战役马上爆发，部队需要军医，上级知道陈庆珍夫妇是军医学校的，准备调他们回部队，饱受缅甸之苦，夫妻二人都不愿意去。
于是，伍启伦选择换去边远的景东。
景东比不上石屏，这里条件很差，病人很少，生病了大家都去吃中药，还不习惯看西医。
闲极无聊，地方上有钱有势的人经常请伍启伦去吃饭，吃饭之余就是打牌、抽大烟，那是他们的待客之道。
陈庆珍每天过得提心吊胆，就担心丈夫染上大烟瘾。
伍启伦和当地的刘老爷在乡下合伙开了间诊所，营收的钱伍启伦很少能收到，反而给人生埋下一颗雷。
不久，景东派来了新院长，伍启伦交接完手续搬出卫生院，准备返回昆明再到澜沧去赴任。
但没想到，启程的时候却被刘老爷拦住去路，说要还清合伙开诊所的钱才能走。
那时候土匪多，单独不敢成行的，陈庆珍这一路是和刚卸任的县长的太太同路，而且雇好的滑杆也不能退钱。
不得已，只好伍启伦留下，陈庆珍带着四个孩子先回昆明。
夫妻俩约好，伍启伦算好账就回昆明，没想到一步错全盘皆输，夫妻俩的悲剧开始了。
伍启伦处理好诊所的事情后，上任的时间也快到了，就直接从景东去了澜沧，但到澜沧不久，上级又派了一个人去接替他。
那时候澜沧来昆明的人很少，伍启伦一直找不到同路人，又不敢独自上路，决定从缅甸转昆明。
哪知，到了缅甸，缅甸和昆明的路也暂时不通，只好先住下。他考察后觉得在缅甸开间诊所也不错，写信给马来西亚的父亲要钱，同时向仰光方面申请居住手续。
陈庆珍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在昆明实在太难了，身边的朋友都想帮帮她。
后来在云南日本记者杨达昌的帮助下，介绍到了陆军医院妇产科，月薪19元银大头，终于有了住房和生活来源，开始了独立生活。
很快，云南迎来解放，陈庆珍换好军服到拓东运动场去迎接解放军大军进城。陆军医院实现全院军管，留用人员统统搬出医院。
陈庆珍面临两条路，一条是到军政大学去学习，但不能带孩子，第二条就是请假自谋出路。
伍启伦还远在缅甸，孩子无人照顾，陈庆珍只能选择第二条路，搬出医院，寄宿在朋友家。
真是祸不单行，因为没有居住证，伍启伦竟被缅甸政府逮捕了。
他在给陈庆珍的信中说：“同时逮捕的华人好几百人，如果当地有保人可以释放，他人生地不熟被送往密支那集中营。”
在密支那集中营，夫妻俩通过密支那广东同乡会还能通信，当地政府得知伍启伦是华侨就是狮子大开口要钱。
各地的侨团也都在奔走仰光，大力营救。陈庆珍也写信到马来西亚，想让公公寄点钱给她，她去缅甸找伍启伦。
不久，陈庆珍收到马来西亚的来信，伍启伦的弟弟说，父亲得知大哥被捕，过度生气引发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真是晴天霹雳。
就在这绝望之中，很长时间不见面的表弟李金忠来看陈庆珍，他说，大姐，你这样下去怎么行，你愿不愿意去十三军，那里的军医处长是你的军医同学夏时禹。
在表弟的帮助下，不几天，夏处长来信，让陈庆珍去担任十三军妇幼保健站的负责人。陈庆珍第二天带着孩子就找到了夏处长。
这个在学校里从来没谈过话，更没接触过的男同学，在陈庆珍最无助的时刻，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教陈庆珍如何诊断，让她放心大胆去治疗。
这份情谊，陈庆珍记一辈子，晚年仍念念不忘。
不久，部队要和老十三军合编，孩子都要送八一小学，都要住校，陈庆珍担心孩子在里面受气，毕竟自己是算在起义部队的，而且还想着伍启伦有一天回来怎么办。
中排左一为陈庆珍
陈庆珍找到军政委申请转业到地方，当时有两个地方可选择，一个宜良专区，一个是铁路医院。
陈庆珍选择铁路医院，只是这里只需要助产士，不需要医生，陈庆珍没有多想，决定去医院再慢慢把职称改过来。
没想到，做了一辈子助产士。
1950年10月，陈庆珍前往开远铁路医院报到，这里虽然远，但能够见到老十三军的人，比如刚正不阿的夏处长。
陈庆珍安顿好孩子上学，一边开始新的工作，一边等着丈夫归来，一切似乎有了新的希望。
第十三军很多领导的孩子，都是陈庆珍接生的，一直流产的政治部主任夫人，在陈庆珍的保胎治疗下，生下了大胖小子。
但很快，部队整风运动开始，自尊心极强的夏处长自杀了，无依无靠的夏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回了东北老家，从此没了音信。
来不及感伤别人，1951年5月，陈庆珍收到最后一封缅甸来信，伍启伦在信中说，“我们的事这样下去是没有前途的，我决定自己来处理，你暂时不要来信，等我有了住处再给你信，或是接你们到马来西亚。”
陈庆珍频频给在缅甸的“广东会馆”发信求助，还给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去信求助，但伍启伦还是人间蒸发，从此生死未明。
他翻过了缅北野人山，还是没能走出缅甸那片旧战场。
陈庆珍从开远铁路医院调到昆明北站卫生所，这里条件很差，只有四个医护人员，陈庆珍艰难把家安下，接着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
陈庆珍小心翼翼，埋头苦干，她在国外杳无音信的丈夫，是个定时炸弹，她生怕别人按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将她抓起来。
四十多年后，有个老同事对她说，当年确实是开会讨论要把陈庆珍抓起来，但其中有人提议，她没什么现行反革命行为，凭什么抓她，再说她有四个孩子，把她抓走了，四个孩子还要政府来养。
晚年讲到这里，陈庆珍感谢提意见的好心人，同时她说，当年一心整她的人后来也很悲惨，老婆死了，儿子车祸也死了，家破人亡的，所以人还是要多与人为善。
随着孩子的长大，纷纷考上中学离开了陈庆珍身边，她每月工资到手先把伙食费分给孩子，剩下来的自己留做菜钱，每个月总要吃上十几天没有菜钱的日子。
这期间，有一批柳州技校毕业的学生分到北站机务站，刚开始不安心工作总是去卫生所找麻烦，不是要药就是要病假条。
后来得知陈庆珍的情况后，不仅不为难她，还组织过一次为陈庆珍孩子捐学费的爱心活动，虽然钱不多，陈庆珍也深深记着。
有人好，有人就不好，卫生所有同事看不得工人对她好，将陈庆珍开假条的存根收集好，说她乱开假条给病人，不久，陈庆珍也就被调到中心医院妇产科。
刚开始，医院的同事也处处针对她，但陈庆珍坚持了下来，在这所大医院一直干到退休。
坏事变好事。
很快，就迎来“文革”十年，陈庆珍没有逃过里通外国间谍的罪名，一群年轻男女冲到家中，让她交出台湾来信。
陈庆珍说自己没有台湾来信，只有缅甸、马来西亚的来信和中国大使馆的回信，她保存在箱子里的所有一切都被抄走了。
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关了一夜的陈庆珍被拉上台，脖子上戴着国民党员的牌子，铁路工程队的打手们，用木板打她的腰、臀、腿。
这一天，不仅是陈庆珍，很多退休的老工程师们一起遭到毒打，此后，开始了早请示晚汇报的屈辱日常。
不久，两个老工程师不甘受辱，相继上吊自杀。陈庆珍默默承受了一切，头上流下豆大的汗珠，她没有喊叫一声，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直到有个小男孩跑去告诉在城里读书的儿子，儿子回家烧了一壶热水来给她热敷身上的淤青，陈庆珍这才留下伤心的眼泪。
在生不如死的苟活中，陈庆珍读到吉鸿昌将军的绝命诗后，写下了：“恨不抗日死，至今蒙难耻。若不为儿女，我何惜此头。”
陈庆珍说，为了孩子，必须活了下。因为她死了，孩子们更加说不清历史了。
陈庆珍、伍启伦留下的唯一合影
改革开放后，国外的亲人频频到昆明来，陈庆珍十分关注他们生活的环境和现状，孩子们开玩笑问她是不是想出国，陈庆珍正色告诉他们，要出国六十年前就有机会，何必等到今天。
陈庆珍比更多人深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进步，也从时代的进步中感受到代价的沉重和步履的艰辛。
在大时代面前，个人是渺小的，她说，自己今生问心无愧：“对国家，我尽了忠；对社会，我尽了责；对家庭，我尽了力；就是不在了，也能瞑目。”
这就是陈庆珍前半生的部分故事，我们刊出她远征缅甸的部分后，感动了很多读者。
不仅女战友钟雪珍的九个儿女要认她做妈妈，还有很多热心读者都想要去看望她，致敬她。
就这样，我带着全国各地热心读者一次次走进了陈奶奶的家。老旧的小区，奶奶的居所不大，四五个人就转不开身，但收拾的井井有条，异常干净整洁。
陈奶奶独自带大四个孩子，但她坚持不和子女住，靠着1600元退休金独自生活，因为受得磨难太多，她很满意自己的现状。
在大家的探寻中，陈庆珍找出很多老照片，她的一生就在这些老照片中，如电影一般闪过。
用震撼也好，用吃惊也罢，照片中，不管是理着男装头新潮女兵，还是穿着旗袍精致女孩，都惊艳到我了。
我也在回望她的一生时，为时代、命运所感慨。
我成了陈奶奶小屋的常客，每次去，她那干枯的小手都会紧紧拉住我，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讲述那些并不久远的记忆，直到一年后的2010年9月10日，陈庆珍奶奶病重入院。
头一天奶奶感到腹部不适，以为是一般的腹部疼痛，她一直忍着疼痛，10日到昆明铁路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急性阑尾炎，紧急安排手术，此时阑尾已经穿孔50多个小时。
因年岁已高，手术后，引发多种病症，身体大多数功能已衰退，不能吞食任何食物，只能靠氧气和药水维持生命。
我去医院探望她，处于昏迷状态的陈奶奶嘴里不停地说着“杨会长……一万元……”、“抗日老兵……3千元”、“国殇墓园……腾冲”。
我问护工，她不知道这三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从陈庆珍儿子那里得知真相，满是心疼和敬意。
奶奶生病前我做过一期报道，那是在8月15日远征军老兵联谊会时，远征军老兵联谊会会长杨毓骧说了个心愿，他收集了很多老兵回忆录，一直想整理出书，但苦于没有经费。
陈庆珍看到新闻后，表示要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一万元，给杨会长作为出书的费用，所以一直叨念“杨会长……一万元……”
陈奶奶的儿子向我表示，“不管我母亲能不能挺过去，我都会把这一万元拿给杨会长，替母亲完成心愿。”
2010年还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民政部曾发布消息：将向抗战老兵发3000元补助 。
得知这个消息后，陈奶奶很高兴，让儿子去打听后得知，像她这样有退休金的老兵是不在补助范围的，主要是补助乡村困难老兵的。
陈奶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很快她也释然了，表示自己不在乎能不能拿到补助，只是担心在农村的老兵生活艰辛，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政府的这次补助。
而至于“国殇墓园……腾冲”，儿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她或许是想去拜祭国殇墓园的英魂？想自己死后能够葬在里面？也或许是要后人记住腾冲和顺的一粥之恩？
就在五月，她让儿子陪她回了一趟和顺乡，说她要去感谢和顺人民。
陈奶奶回来后和我说，当她站在和顺街头，乡亲们亲切的声音一直回荡在她的耳畔：“抗日的将士们，你们辛苦了，到家了，喝碗粥吧！”
想到当时的场景，陈庆珍再次泪流满面。
我将陈庆珍奶奶病床上的三句话刊载出来后，没想到引发了一场善意的谎言。
2009年，在我对远征军老兵陈宝文病危的消息进行报道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很大反响。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志愿者来到老人租住的小屋，探望他，并陪着老人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其中就有读者屈燕。
这个美丽时尚的都市丽人是昆明医学院的教授，家里经商。她被这些远征军老兵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得知女作家晓曙拍摄《最后的老兵》纪录片陷入资金困境后，决定出资资助摄制组，让拍摄工作得以继续，她也成了摄制组的制片人。
陈庆珍奶奶也成了他们拍摄记录的对象之一，得知陈庆珍奶奶病危后，屈燕当即决定要去探望，为了让陈奶奶了却最后心愿，她还准备捐出3000元，对老人“撒谎”。
2010年9月27日晚上9点，屈燕和晓曙带着这个美丽的“谎言”，一同来到铁路医院陈庆珍奶奶的病床前。本来就很瘦小的陈奶奶经过病魔的残酷折磨，蜷缩在病床上，无助地斜卧着。
屈燕拉着陈奶奶的手，凑近她的耳朵大声地说：“奶奶，我去民政局申请了3000元补助，这是给你们抗战老兵的，你们每个参加抗战的老兵都有，工作人员都很佩服您的经历，你的我已经帮您领回来了，您就不用替他们担心了。”
本来昏迷中的陈奶奶，听屈燕说完后，突然眼睛动了动，微弱地说：“谢谢你们，我记得在陈宝文家说的每一句话。”
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陈庆珍拉着陈宝文的手，说的是，“老哥，你一定要挺住，现在，天已经亮了，你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
此时，她想到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最后的老兵》摄制组送上3000元红包，还准备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您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爱您”。
斜卧在病床上的陈庆珍突然举起右手，挣扎着敬了个的军礼。她是女人，也是女兵。
看着那用尽最后力气抬起的手，全场人无不落泪。
10月11日清晨7：45，昆明最后一位远征军女兵陈庆珍停止了呼吸，享年90岁。
当时的报道
陈奶奶的离去，令喜欢她的读者无比难过，大家打进热线，说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医院退休老人，她是抗日女兵，她是英雄，我们应该给予她应有的尊重。
11月14日上午，云南各界数百人自发前来参加陈庆珍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想一个人走了，人世间还有这么多不舍的亲人和陌生人，是个了不起的人。
去年我回昆明，见了一些老友，其中有位说，他第一次认识我就是在陈庆珍奶奶的葬礼上，当时我在人群中哭得不能自已。他想不通，这个女记者为什么那么伤心。
是呀，为什么呢？为了那个被遗忘的高贵灵魂，还是为了那被战争和同胞蹂躏过的渺小躯体？
我只记得那一天，太阳被浮云掠去，阴冷冷的光照在追悼会的挽联上。
“中国远征军女兵陈庆珍”几个字被极大地放大，字幕后面安息的，是爱国的学生、英勇的战士、温柔的妻子，更是伟大的母亲。
炮火硝烟的战场婚礼，肝肠寸断的生离死别，六十多年缠绵悱恻的守望，人鬼情未了的旷世情缘，对别人苦难的恻隐，对志愿者关心的感恩……
她的这一生，无一不令人扼腕慨叹。
于我而言，这个面对用来维持生命的必需药品都嫌费用贵，舍不得不让医生使用的老人，却把一辈子积攒下来的一万元血汗钱捐给记录老兵故事用。
这就是昆明最后一位远征军女兵的临终气节，这气节给我种下一颗记录抗战老兵故事的种子。
这些老兵太坚强、也太伟大了，他们无疑是最优秀的中华儿女，他们不怕牺牲，只怕被遗忘。
对女人来说，生理性最高级别的苦是生孩子，而社会性最高级别的苦难，就是战争。
在一次次的苦难面前，她们用专属于女性的那种母性力量，本能排除一切外在的压力，活下去。
人是健忘的物种，如果不是老友提及，我根本不记得我曾在陈庆珍奶奶的葬礼上，那样地悲伤过。
我坚持记录这些真实战争故事，就是为对抗遗忘，自己的遗忘，群体性的遗忘。
但这种坚持，何其之难。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些奶奶们，她们那么难都挺过来了，我为什么不能再坚持坚持。
那些战，是为我们打的；那些苦，是替我们受的。我们怎能忘，又怎敢忘？（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