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万人的队伍，一举越过黄河天险，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也在同年，刘伯承和邓小平相继渡过淮河，挺进大别山，顺利完成了千里奔袭的重大任务。
按理说，二人立下大功，也应该得到最好的待遇，战事顺利后，享受享受也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二人显然不这样想……
刘伯承、邓小平挺进大别山过后，还带上了他们的炊事员老程。
刘伯承和邓小平是军队的首领，他们的伙食却比一般士兵好不到哪里去，老程在的时候，给首长做饭就两个菜，一荤一素，再用一点榨菜煮汤，这就是当时国家领导人的一顿饭食，甚至比不上今天一般的员工伙食。
除非客人来了，炊事员才会加菜。
但在1949年，全国解放后，许多地方都不打仗了，老程便借着这个由头回老家去了，组织给刘邓二人换来了一个新的炊事员。
渐渐地，刘邓二人发现，自己餐桌上的菜品逐渐丰富了起来，前几天还是寡淡的一荤一素，没想到到了现在，直接变成了四个菜，并且菜的花样也多了。
过了几天，桌子上的四个菜又变成了六个菜，最后竟然变成了八个菜，鸡鸭鱼肉应有尽有。
刘伯承司令见状，感到既奇怪又生气，他说：“这不是天天吃席吗！”
“怪不得人家说我们天天过年。”时任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也在一旁这样附和。
二人找来了后勤部长，邓小平操着一口四川话，见到人就问：“我和刘司令员是个啥子伙食标准咧？”
后勤部长被问的一头雾水，随口就说，
“两位没有标准，按照供给制，实报实销，吃多少就报多少，怎么都可以。”
没想到邓小平立马就发火了，他说：“你这个同志真是有意思，什么叫没有标准，连地主老财吃饭，都有个制式规格，我没有标准，岂不是还不如那些地主老财？”
“你要知道，我们的国家还很穷，还有许多人天天挨饿，我们怎么能没有标准？”
一番话说的后勤部长面红耳赤，他低下头，小声的说：“那就请政委定一个标准吧。”
邓小平说：“今后按团级标准，我们四菜一汤，一荤三素，不得超支！”
二人这样吃了几天后，后勤处的同志忍不住又找到了邓小平，考虑到刘司令员的身体状况，这个标准还是有点低，希望二人能提高一下，二人这才将自己的伙食改成了师一级，这个标准一制定，就成了一道杠，没有人再敢逾矩。
当时，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硝烟也逐渐远去，但解放军也丝毫没有因此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在接管重庆不久，西南局就发出了《关于检查和纠享乐思想以迎接新任务的通知》。
在《通知》中，中央明确指出了党员干部需要发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永远要抱着“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的思想，坚决杜绝享乐主义的奢靡之风，依旧采取集体办伙食的方式，严禁铺张浪费。
而刘邓二人作为高级干部，他们的行为为所有人做出了榜样，很快，整个西南地区的歪风邪气就被纠正了过来，所有人的饮食标准都降了下来。
并且在此之后，这条标准也成为了一道“硬杠杠”，任何人都无法逾越。
邓小平坚持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前战事吃紧，他们身为领导，也和普通的士兵同吃同住。
1949年的事情并不是个例，在许多年之后，当这位矮胖和蔼的老人挑起了整个中国的大梁后，这种接地气的饮食习惯也伴随着他，国家领导人吃的东西和寻常老百姓也并无两样。
从1951年到1994年，邓小平四处奔波，前往全国各地办公差，为此，在这数十年间，他共乘坐专列78次，乘车796天，有二年多的时间，这位领导人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由此，邓小平的许多工作餐便需要在火车上解决，他便将自己的饮食习惯带到了开往全国各地的火车上，给列车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邓小平的工作餐都是一些简单的家常便饭，没有任何特殊的要求，炒青菜、西红柿炒鸡蛋、砂锅豆腐这样在寻常百姓家的下饭菜同样摆上了列车上的餐桌。
如果剩饭了，邓小平还会叮嘱工作人员们不要倒掉，下一顿热热还可以吃，夹饭菜的时候，哪怕是一根豆芽或者一粒米掉在了饭桌上，他也能很自然地用筷子夹起来放到嘴里。
直到晚年，他才“享受”上了用餐巾纸擦嘴的待遇，尽管如此，他也坚持让家人把一张纸拆成四块，每次就只用一小块，以此来教育他的孩子们，对待任何东西都不能有丝毫的浪费。
在专列上，邓小平的早饭就是油条豆浆。
有一次餐车厨师在炸油条的时候把盐放多了，如果重新做，时间非常紧张，也来不及，为了不浪费，厨师便急中生智，将一些没放盐的面团和盐放多了的面团和在一起炸，这样虽然不咸了，但是油条的颜色和味道就不太均匀了。
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吃到这份油条的时候非常开心，他还对身旁的人说：“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叫'鸳鸯油条’”对厨师节约的做法非常赞许。
对上名满全国的四川“鸳鸯火锅”，“鸳鸯油条”也变成了邓小平的一种新发明；此外，邓小平还吃过一种特殊的工作餐，这种工作餐叫“瓜菜代”。
时值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正是经济困难的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也在夜以继日地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工作。
当时的邓小平经常吃的就是这种名为“瓜菜代”的饭食，名字听着好听，实际上就是用河里捞起的水草，煮一煮，就摆上了饭桌，成为他的一日三餐。
当时粮食紧缺，许多地区为了填饱肚子，便因地制宜，选取当地产量大的食物代替粮食，这就是“瓜菜代”名字的真正由来。
现代人讲求饮食均衡，多吃粗粮，但在粮食困难时期，由于粮食和肉类的短缺，活在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往往也会出现营养不良，身体浮肿的情况。
常吃“瓜菜代”，自然就会造成这种影响，而在那个非常时期，邓小平和其它所有领导人一样，和群众同甘共苦，拼命工作，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奉献自己的血汗，他说：“不搞特殊化，我们要同群众一起吃苦，任何问题都会解决，任何困难也都会克服”
到了后来，在邓小平的带领下，改革开放这一件在中国历史上石破惊天的大事被提上了议程，此时人们的生活已经得到了一些改善，邓小平依旧没有放宽对着自己的饮食要求。
1980年，邓小平奔赴四川考察，在峨眉山停留了一阵，当时负责领导人餐食的是一位名叫翟文斌的川菜大厨。
这位大厨并不是第一次接待国家领导人了，但这一次，对方的要求简直出乎他的意料：四菜一汤，多了不行——已经变成国家一把手的邓小平依然坚持着1949年的餐饮规制。
菜要少了，反而让这位大厨犯了难，他既想让领导人吃上丰富的四川饮食，又不能大操大办，最终他从浩如烟海的四川食谱中找出了四道四川人民饭桌上随处可见的家常菜：四川风味的豆花、泡菜、酸菜，身为四川老乡的邓小平果然非常满意，吃得非常开心。
原本翟文斌还有点担心菜量不够，于是还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烩菜，但是这么多出来的一道菜并没有放到饭桌上，邓小平身边的后勤人员善意地阻止了他。
“四菜一汤好！什么也不要再添了”他说。
邓小平的工作餐从没有过珍馐美食，他饭桌上的食物同千家万户一样，不论是在饥饿的年代还是在温饱的年代，他都跟老百姓吃一锅饭。
对自己这么“抠门”就算了，哪怕是在外交场合，邓小平也将这种简朴节约的习惯发挥到了极致。
作为和他见面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基辛格曾向媒体透露自己1982年访华的细节，时任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在一个普通餐馆的单间接待了他。
“中国人带外国人去餐馆吃饭的并不多见，但是那是一顿美好的工作餐，邓小平也没有把我当客人，而是当成他的老朋友”基辛格如是说。
俗话说“冥冥之中，自有注定”，邓小平和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同甘共苦的食物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拥有了良好的饮食习惯。
他的饮食非常有规律，早餐就是鸡蛋馒头、稀饭泡菜，午餐和晚餐常吃两素一汤，不吃过分油腻的食物，常喝绿茶，此外他还喜欢喝米酒，并且在饮酒前会先吃些菜肴，避免对胃部的刺激。
这种健康的饮食习惯也成为了邓小平长寿的秘诀之一。
中国人向来信奉一句话，即“饭桌上见人品”，一个人的品德究竟如何，与他在饭桌上的行为息息相关，邓小平的饮食简单，他的生活也是如此，简朴自然，难能可贵。
民国时期，重庆作为陪都，城市中遍布着达官贵人们的豪宅公馆，首先便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四大家族，他们的别墅公馆修了一套又一套，就连地方上的一些实力派，也热衷于给自己修公馆这件事，在重庆建起了大大小小的公馆。
在接管重庆之后，邓小平、刘伯承并未像民国的高官那样给自己修筑豪华的房屋，他们以身作则，两家人合住在一栋楼房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样遇事还更好商量。
他们的行为也影响了重庆市委的领导，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便住在了一栋旧楼房里，第三书记也仅仅选择了杨森公馆中的一个套间，既是办公地也是寝室。
在之后不久，为了造福人民，他下令将其中的杨森公馆改造成了供孩子们参观玩耍的少年宫。
邓小平的弟妹们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重庆，他们看到大哥取得如此成就，满怀希望地请求大哥帮忙介绍工作。
以当时邓小平的地位，他只要带个口信或者写个条子，这一家人的工作便有了着落，对十几年未见的弟妹，邓小平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随后严肃地对他们说：“共产党的工作从来不白给，你们应该去考干部学校，考上了就参加革命，没考上就自谋出路吧！”
在饮食上，他不对自己搞特殊照顾，在工作上，他也不对家人搞特殊照顾，同时，饮食上一切从简的风格，也被邓小平照搬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生活中的邓小平从不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他穿着简朴，不搞奢靡之风，生在四川的他，对家乡的圆口布鞋情有独钟，这双布鞋带着他走向了全国各地，给数以万计的生民带来了崭新的未来。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了自己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位老人主动退出了政治舞台，回到了自己同之前别无二致的简朴生活。
《邓小平的晚年生活：看报是必修课 游泳要去大海》；央广网；2014年8月21日
《邓小平生活简朴吃剩饭从不浪费》；央视网；2013年1月29日
《邓小平晚年这样使用餐巾纸，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北京日报；2020年11月20日
《邓小平主政西南：降低吃住标准 拒特殊照顾大哥(3)》；中国新闻网；2014年3月24日
《邓小平的工作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8年5月15日
《刘伯承、邓小平的'师级标准'伙食》；中共中央纪律委员检查会；2014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