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第297位讲者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英国历史学家
在我写完《基辛格传》第一卷，准备写第二卷的时候,我开始思考出色的人际网络是否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成功的秘诀，基于这个想法，我开始研究人际网络，并最终写成了《广场与塔》。
在这本书中，我尝试用网络学的观点来研究历史，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基辛格的人际关系网络。
这是我和我的研究伙伴曼尼·林孔·科鲁兹（Manny Rincon-Cruz）基于许多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工作过的著名和非著名人士的回忆录和传记绘制出的人际关系网络图。严格来说，这是一个自我网络，基辛格就位于它的中心，周围是他在1967年至1977年担任政府职务期间的重要人际关系脉络，与网络中心的接近程度和节点的大小则代表关系的紧密度。
毋庸置疑，基辛格服务的第一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与他的关系是最紧密的，再观察一下网络中的其他人名，你会发现，还有其他关系密切的人际关系，譬如周恩来，还有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你可以看到这个网络实际上是一张世界主要领导人的关系网。
我在《基辛格传》第二卷中想要指出的一点是，这种关系网的建设是基辛格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使他从一位籍籍无名的教授，一位默默无闻的写作者和演讲者变成了全球闻名的政治家，特别是在1973年至1974年期间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政治家。
我发现，在两届政府的执政期间，基辛格的影响力仅次于尼克松总统。事实上，从这个图我们可以发现，基辛格的影响力甚至比「水门事件」后接替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的福特还要大一点点。
从很多方面来讲，我认为基辛格是现代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先锋人物，他那个时代，构建关系网的方式是会议、打电话和交换名片。
如今的年轻一代可能对名片比较陌生，但它在20世纪70年代其实都还没有得到普及。我的父亲在苏格兰当医生就没有名片，大多数人都只和当地的朋友亲戚往来。如果他们想要联系对方，只要打开电话簿找对方的电话号码就行了。
在今日，也就是2018年，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可以与全世界的人们建立关系，我们都可以像20世纪70年代的基辛格一样，拥有相当不错的人际关系网络。互联网、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促使了关系网的飞速发展。
有关数据显示， 30岁以下的美国人，约80%使用社交媒体，中国也有近70%的成年人使用互联网或者拥有智能手机。当今社交网络的涉及范围和信息传播速度也是以往所不可比拟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人们因此也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Facebook在全世界拥有超过二十亿用户，我也是其中一员。不过我只是用它来关注我的孩子们，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我想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都是如此吧。
这张图显示了全世界Facebook用户的分布图——是全世界。
Facebook的用户比全中国的人口还要多。你现在是不是在想，这个将全世界联系起来的想法特别棒！对此，过去的我也深以为然。但是你知道像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所做的那样，将全世界人们联系起来，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
正如已故的约翰·佩里·巴洛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中所指出的：“我们正在创造这样一个世界，任何人无论来自何处，都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与信念而不用害怕被孤立或同化。”
这个观点一直从上世纪90年代流传到2016年，人们以为当所有人都联系起来之后，一切都会变得很棒。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哈佛文理学院毕业典礼演讲时说：“所有人都希望建立联系，随着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渴望接触到其他种族、地区和民族的信息……”说实话，能够将所有事物联系到一起的确很棒，但也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
2016年发生了两件大事。首先，我的祖国英国，伦敦的政治评论员们怎么也想不到，多数英国民众会投票支持「脱欧」；同年11月，美国人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Trump）选为总统，他曾经只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和电视明星。
而大家会发现，这两个大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社交媒体，是因为Facebook、Twitter和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是因为多明尼克·卡明斯这样的人深谙 Facebook 广告的巨大威力。它是继电视发明之后出现的最有力的政治传播工具，这是意料之外的结果。
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台的设计者怎么也想不到，像鲍里斯·约翰逊和特朗普这一类政治人物会使用这些平台。
「我曾以为如果大家都可以获得言论自由，随意交流信息和思想，那么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但是我错了。」
这是2017年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出自伊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他是Twitter的创立者之一。
为什么说我们对于网络化世界的态度过于乐观了。我想跟你们普及一些网络科学方面的观点，其中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
你们一定都认为自己是复杂的个体，是拥有深刻思想的人类，但对我来说你们都是节点。而你们所十分重视的人际关系，在我看来只是节点之间的线。没错，就是节点和线。
假如我们可以画出整个演讲场地里的人际关系网，我们肯定会发现，每个人的连接紧密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与周围人的联系会比其他人都要多，而这个人就相当于这个网络的中心，他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人际关系。也许有这么一个人，他在这里谁都不认识，他只是听说这里有一场演讲，于是便进来了，那么他在这个网络中是一个孤立的节点，没有与其它节点相连的线。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交网络了，我们所有人都牵涉其中。有意思的是，不管你怎么画这张网络图，你都不会在图中找到两个人际关系完全相同的节点，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在这里我想分享三个关于社交网络的全新观点。
第一个观点可以通过这张图来描述，有一句英语谚语「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原意是外观相似的鸟会一起飞翔，中文里肯定也有类似的说法。用专业术语来表述的话，就是我们每个群体都具有同质性，我们一般会和类似的人待在一起，这其实也是我们固有的进化模式。
社会学家们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这个规律，当时他们对美国的高中进行了调查，想要弄明白为什么一个学校的黑人和白人学生，会自行隔离成黑人团体与白人团体。社会学家们在画社交网络图时，感到很困惑，「即使我们尽量避免美国社会的社交网络影响到学生，但这些孩子还是会自发地将其引入校园」。这说明所有社交网络都是同质性的。
过去15年形成的大型在线社交网络亦是如此。我们仔细看一下这张图，它描述了Twitter 的关系网络，反映了典型的「物以类聚」现象。蓝点代表自由派Twitter用户，红点代表保守派用户。
我们发现，保守派网民喜欢转发同阵营网民发布的内容，自由派网民亦是如此，不同阵营的用户互相转发比较少见。
另外，有关美国政治话题的Twitter用户行为，在涉及枪支管控、同性婚姻和气候变化的话题上，所用语言对转发数量会有很大影响，语言情绪越强烈，推文就越容易被转发。
换句话说，对于大大小小的社交网络而言，似乎都呈现出了两级分化的趋势。Twitter上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网民，他们的转发行为依然受着政治偏好的影响，形成了两个几乎完全分离的 Twitter 社群。所以，网络科学提出的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倾向于自行隔离，自动分类聚集，基于意识形态或其它方面的原因。
我想分享的网络科学的第二个观点是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要比真实信息更迅猛。
这是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在大型在线社交网络上，虚假信息比真实信息更加大行其道，这将导致比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预测偏差更严重的问题。
2016年美国大选后进行的研究表明，在线社交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往往比真实信息传播得更广、更快。
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真实的例子，俄罗斯网友发布的虚假信息，通过 Twitter在美国公共领域蔓延开来，他们其实并没有花太多的钱，只是伪装成美国人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发布大量虚假和极端信息。真正令人震惊的是这类信息的传播速度，你知道有多少选民在美国2016大选期间，看见了这些俄罗斯人发布的消息吗？
这很有意思。华盛顿大学危机信息学助理教授凯特·斯塔伯德（Kate Starbird）意外地发现，自由派选民更喜欢转发俄罗斯网友的消息，这说明在大型社交平台上一切皆有可能。这里就引出了网络科学的第二个观点，我们在建立大型社交网络的同时，我们也给谎言提供了传播途径，而且它们比真实信息传播得更广、更快。如今的情形已经和Facebook、Twitter等初创时很多人的设想大相径庭了。
第三，网络具有不平等性。网络世界并不平等，这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你曾经以为，我们每个个体都将成为网络公民，我们在网络上是平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个原因显而易见。自从亚马逊、谷歌、Facebook等网络平台出现后，从某种角度来说，世界只存在两类人——网络平台的用户以及它们的拥有者。这些公司的老板赚得盆满钵满。看看世界上最富有的那群人，你会发现八个人里面能有五个是通过大型网络公司致富的。
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隐晦的原因，它涉及到网络结构。当我们加入网络之中，当我们决定注册成为网络平台用户时，我们会更喜欢关注那些更受瞩目的人，这在网络科学中被称为「偏好依附」。这个观点来自于拉斯洛·巴拉巴西（Laszlow Barabasi），他是当今世界最优秀的研究网络的科学家之一。
根据偏好依附理论，当我们决定注册成为网络平台用户时，更倾向于关注拥有大量粉丝的用户。
在西方，如果你成为了Twitter用户，由于偏好依附的关系，你会更想关注特朗普而不是我。这种普遍行为使得连接分布出现反常状态，违背了钟形曲线规律，失衡的网络结构影响深远。事实上，大型在线社交网络倾向于遵从幂次法则，简单来讲，网络中一小部分节点可能会拥有很多关系线条，而大多数节点可能根本没有，所以说网络结构具有不均等性。
尽管上世纪90年代的人们描绘出了各种美好愿景，但互联网并没有实现世界的扁平化，反而加固了等级秩序。起初人们还对互联网抱有单纯的期盼，以为我们都将成为网络公民，现在看起来这种想法着实好笑。
因为事实根本并非如此。事实是出现了一些超大型的近乎垄断的公司，这些公司都有着等级制度。我们得弄清分布式网络和层级网络的区别，分布式网络是互联网最初的特点，就是说每个新加入的节点都具有分散性，比如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所发明的万维网，而在层级网络中，一些人，譬如马克·扎克伯格会掌控大型的垄断性网络平台。
这是一种经济革命，在硅谷诞生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批公司，这些公司的市值在不断膨胀，它们都非常年轻。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结果，全球市场价值最高的公司都是科技公司，它们主要来自美国和中国，有苹果、Alphabet（谷歌母公司）、微软、亚马逊、Facebook，以及值得我们注意的阿里巴巴和紧随其后的腾讯。
在现如今的全球经济中，科技巨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我学东德经济史学的时候，了解到「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词，而如今，我们在硅谷创造出了垄断资本主义。
几年前，我的朋友彼得·泰尔（Peter Thiel），出版了一本名为《从零到一》的书。他在书中提到「垄断不是一件坏事，开公司的最终目的就是形成垄断」。
当时这个观点让我觉得很惊奇，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里「垄断」可不是一个褒义词，人们制定了反托拉斯法来防止垄断，但是彼得·泰尔，作为PayPal的创始人之一，风投行业的一位大腕，还是Facebook的早期投资人之一，他却对垄断持支持态度。他对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说：“只有笨蛋才会进入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你要尽量做到垄断”。
斯科特·加洛威曾对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做了一番生动的比喻。他说，谷歌是大脑，Facebook是心脏（因为它传达情绪），亚马逊是内脏（因为我们用它来消费），我暂且不告诉你他是怎么形容苹果的，但我可以说说苹果手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和交流的方式，是一种很好的吸引异性的工具。
这些都是在美国出现的新垄断公司，但这还不是最特别的事情，最特别之处在于，在线社交网络对民主选举产生的影响。它们把资本主义带回到垄断年代，带回到镀金时代，带回到洛克菲勒、卡内基和摩根家族时期，相同点在于它们都把民主带向了平民主义。但硅谷的人们从没预料到，他们创建的网络平台竟然选出了特朗普这样一位极端平民主义总统。
很多人都没想到特朗普会赢得2016年的大选。从事政治研究工作的人，譬如大学里的学者，《纽约时报》的撰稿人，或者 CNN 的特邀嘉宾，都没有预测到这个结果。他们都觉得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会当选。你们还记得吗？他们盯着民意调查的结果说，看啊，每一次民调她都遥遥领先，特朗普还从未领先过。美国的政治具有可预见性，在民调中领先的人最终将成功当选。结果呢，事实上就算数据显示你会赢，但你还得留意新阵地。
我还记得2016的夏天我看到一组数据，就是这些，社交媒体上候选人支持者的数据。我发现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特朗普的支持率，超过了希拉里，其实这就预示了戏剧性一幕发生的可能性。尽管专家们另有说辞，有些专家曾说希拉里有99%的可能当选美国总统，这些专家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我想他们不会因此而丢掉饭碗），这个结果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这些社交平台是西海岸和东海岸的自由派精英们创立的，但我们知道该如何利用它们，来推广保守价值观，我觉得他们根本猜不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是布拉德·帕斯卡尔（Brad Pascal）的原话，他是在数字媒体平台上为特朗普拉票的负责人。我觉得他的这个观点十分深刻正确，硅谷怎么也不会想到，它帮助特朗普成为了总统。
在世界的另一端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情，十年前人们不会想到，硅谷科技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会是来自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
为什么欧洲没有出现科技巨头呢？
这确实很出人意料。欧盟拥有巨大的市场，欧洲人具有很强的运算能力，也受过计算机科学教育，但因为种种原因，欧洲没能出现大型科技公司，但中国做到了。我问过很多中国科技巨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这是早有计划的吗？你们是聚在北京想出方案来的吗？但我得到的答复是：并非如此，这一切并不是计划好的。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时期说：“中国人想在互联网领域充当主要角色，这就如同在墙上钉果冻一样不现实。”
我们当然无法在墙上钉果冻，但中国却取得了互联网领域的成功。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中国公司以惊人的速度成长，最终成为了硅谷科技巨头的最大竞争对手。这真是太让人意外了！
从很多方面来讲，这反映出了当代中国经济的特别之处。你们，也只有你们，找到了与硅谷科技巨头进行竞争的方法。我对中国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因为别的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欧洲有什么？Spotify？仅此而已。
随着互联网应运而生的另一个不寻常现象，就是中国平行空间的出现。这个平行空间与硅谷相似但又不同。硅谷和中国对手之间最大的差距之一，在于中国比加利福尼亚先解决了支付问题。
要是你在美国待过，你会发现美国现在的支付方式和上世纪毫无差别，人们仍然用现金和信用卡消费。所以当美国人看到上海人用手机支付时，他们会说，“哇，太酷了！”你也许会问，“这很简单啊，你们怎么不用呢？”
为什么PayPal不能成为美国的支付宝或微信支付呢？为什么几乎没有美国人用手机支付呢？为什么他们还在用信用卡和现金支付呢？还每天傻乎乎地随身带一堆硬币呢？这引起了现代经济史学家的关注。
为什么中国建立了方便快捷的支付平台，而美国却没有？
中西方互联网在线上支付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刚进行过一项研究，比较了阿里巴巴和一个美国主流支付系统每秒钟的支付处理能力，结果显示两者的差距特别大。
我们可以看看左边的图，阿里巴巴每秒可以完成12万笔交易，而美国支付系统只能完成3万8千笔。按每分钟的数据处理量来算，雅虎在2013年拥有世界上最快的计算处理速度，但如今排在首位的是腾讯，它一分钟可以处理61TB数据。
计算力在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竞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谁将赢得这场竞赛的胜利呢？谁会成为人工智能竞赛中的胜利者？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人都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无可匹敌，但当中国已经在交易处理方面领先一步时，情况是否还是如此呢？交易产生数据，数据越多，人工智能越能发挥作用。
不久前我问过埃里克·施密特对人工智能竞赛的看法，他说中国落后并不多，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这场竞赛就像多年前的太空竞赛一样精彩，当时美国和俄罗斯争相成为首个登月的国家，如今的人工智能竞赛同样精彩。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的在线社交网络的规模以及网络平台在线处理交易的能力，让中国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定优势。
我给新书取名《广场与塔》是有原因的。每个城镇都有广场，如果你下次到欧洲旅游，你会发现广场是人们见面，沟通，买卖东西，玩耍和聊天的地方。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西班牙，广场一直都是社交网络形成的地方。不一定只有互联网才能产生社交网络，人类诞生的时候社交网络就开始出现了。这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就是社交动物。
塔楼则是权力中心，我们仅仅靠社交网络是无法有效组织起来的，得有领导者，必须建立等级制度，这样才能保卫我们的城镇，免受敌人的入侵和威胁。人类社会诞生之初，人们就把网络组织和层级组织结合起来了，他们建造了广场，又在一旁竖起了塔楼。
在锡耶纳，它是我最喜欢的意大利城市之一，你会看到美丽的景象。田野广场是意大利最美的广场之一，派力奥赛马节便在广场上举行，这个赛马节定期举办，精彩纷呈。而广场旁边，就是曼吉亚塔楼，天晴的时候，田野广场上会留下这座美丽塔楼的影子。这座塔楼，连同它下方的锡耶纳市政厅，是锡耶纳共和国时期的权力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我取名《广场与塔》。
在中国，广场与塔楼和谐共处，这一点与美国很不相同。在美国，以Facebook为代表的广场与塔楼即联邦政府，多少存在些敌对关系。
上个月，美国广场和塔楼间纷争又起，马克·扎克伯格出席了美国国会为期两天的听证会。看看当时的扎克伯格被美国媒体包围，接受着议员们的盘问，实际上盘问他的这些人很多都不懂Facebook的运营模式。有议员甚至问扎克伯格，既然Facebook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那它是如何盈利的呢？扎克伯格的回答极其简洁——「我们卖广告」。
广场和塔楼的斗争由来已久，大家看一下，Facebook总部看上去真的很像一座广场，而特朗普总统所待的建筑，就是下边那栋建筑，真的很像塔楼。
我今天分享了三个观点，都是对网络科学的思考，它们在历史和当代政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① 物以类聚，任何群体都具有同质性，网络也呈现出自行隔离的特征，两级分化已植根于整个体系；
② 虚假信息比真实信息传播迅猛，互联网更青睐于传播那些疯狂的信息；
③ 我们在网络世界中并不平等，网络具有不均等性。
我要指出的是，网络相关人士可能不太懂历史，而历史专业人士也许不太懂网络，我写《广场与塔》这本书就是为了让人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网络科学，也让人们从科技的角度理解历史。网络世界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尽管在中国出现的问题形式可能与西方不同，但是问题总是存在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亨利·基辛格，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拥有上世纪70年代那么大的影响力，我们必须行动起来，重塑广场和塔楼的关系，揭露高度互联世界存在的危险。
造就：剧院式演讲，发现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