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日照——“日出初光先照”！
每当和外地人如此一侃，腰杆顿觉倍硬，好像真的日头先从这里冒出来一样。
日照之名，既响亮又正宗，始于北宋。据明《一统志》：宋哲宗赵煦元祐二年（1087年）设日照镇，属莒县。第二年于高密县板桥镇（今属胶州市）置胶西县兼临海郡，日照镇又划胶西县，归密州。
但是，日照由镇升格为县，却“出身不好”。确切说，是蒙“异族”——女真人所赐。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①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封宋康王赵构为皇帝；②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③宋每年向金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运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交纳；④金归还宋徽宗棺木与高宗生母韦氏。
从此，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水，南属宋，北属金。今之山东全境为金地，金把宋在山东地区所建的京东东和京东西两路，改为山东东和山东西两路。东路治所青州，西路治所东平。
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即宋孝宗淳熙十一年，金国升日照镇为日照县，属山东东路莒州，并自此筑城浚池，始有日照城。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山东”作为山东地区的行政区名，也是第一次以“日照”为县名作为山东省地方政区。
自此，历经元、明、清三代，“山东省”与“日照县”始终如影随形。直至1985年3月22日，国务院下发（1985）国函字43号《国务院关于山东省撤销日照县建立日照市的批复》，日照撤县建市，历801年。
对于“日照”称谓的来历，最早见之书面的官方史料是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日照知县杜一岸的《日照县志·旧志序》为证：
古无日照，有之自宋镇金邑始。
邑，旧时县的别称。
《续山东考古录》卷二十一“日照县”下记载：
纪要（云）日照汉海曲县，置盐官，名曰日照，按汉时无日照名。
在明嘉靖《青州府志》和清康熙十一年（1673年）的《日照县志》里，此事说得更仔细，前者载：
以濒海日出处故名。
后者则妙笔生花——
日出初光先照。
随后，元、明、清皆因之。而至光绪版的《日照县志·艺文·新改建学碑记》则记为：
日照僻处东壤，与扶桑相掩映，因以名邑者此也。
“扶桑”——神话中的神木，传说日出其下。
屈原《离骚》：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淮南子·天文》：
日出于阳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
近年来，网上对“日照”之名出处另有新说，北京论坛曾发一帖子，说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发现了金朝日照县状元张行简的手抄本，其中有“日照”之名来历的资料。若属实，将十分珍贵。然而，笔者至今尚未见其它佐证，如志、谱中的记述。
网传金张行简作品手抄本（残）如下：
大定二十四年，闻莒州升日照镇为县。喜不自胜，欣然命笔。
《山海经》曰：“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纪年》亦云：“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鳌背负之山也，浮游海内，不纪经年。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见仙山无着，乃移于琅琊之滨。”
念我日照，虽偏居海隅，却享有琅琊之名，天台之胜，背依泰沂，怀抱东海，更兼仙山飘渺，河流纵横，自古为日神祭祀之地，黄老成仙之乡。河上公、安期生、于吉、葛玄等在此悟道授徒，秦皇汉武到此寻仙访道，可谓盛极一时也。
日照之名，始于元祐。祖曰：天台山有河上公丈人题字云：“云自天出天然奇石天下无，日照台前台后胜景台上有”，“日照”之名盖出于此，谓之“海上日出，曙光先照”之地是也。
观当今圣上，尚儒学，恤民意，信赏罚，重农桑，躬节俭，崇孝弟，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却任得敬分国之请，拒赵位宠郡县之献，孳孳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
吾之日照，兼有舟楫之便，盐业之利，鱼米丰盛，万民乐业。更托圣上洪福，值大定盛世，升镇为县，乃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气象焕然一新者也。
需注意的是，张行简“命笔”时间是金大定二十四年，而他中状元的则是五年前——金大定十九年（1179年）中词赋科第一。
可公心而言，无论是以今天之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以千年前大宋、大金，就自然地理来讲，“初光”并非先照日照。故2010年2月，当CCTV—4《走遍中国?走进日照》中直言：
日照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它的名字来自九百年前，宋朝政府在东面的海滨设置了一个商镇，取“日出初光先照”之意定名日照。一百年后，从中国北方驰骋南下的女真人控制了山东地区，又把宋人的镇升格为县，依然叫日照。
翻开中国历史地图看，无论是宋人的疆域，还是金人的辖区，日照都不是版图的最东方。看来，“初光先照”经不住推敲，是两个朝廷都犯了地理错误，还是另有原因？
千年之后，对“初光先照”的来龙去脉，我们已无法考究。但是，这一说法历史上却曾得到海外认同。曾任大明王朝高丽书状官，后任高丽庆尚道按廉使、艺文馆直提学和大提学，封号下侍中益阳君忠义伯王的高丽状元郑梦周，在游历华夏时曾专以《日照县》为题留诗：
海上孤城草树荒，最先迎日上扶桑。
我来东望仍搔首，波浪遥望接故乡。
当然，对此最形象的描述，属邑人。清代日照学者丁恺曾在《望奎楼遗稿?论日月》中绘声绘色：
后闻奎山道士及里人言奎山观日出……必于中夜。其时万井如墨，乃于山巅东眺：初见一轮红光自海外起，海水渐赤，近海诸天霞光四射。倏而波澜涌起，作珊瑚万枝状。渐渐地日轮半露，随海水动荡，乃见赤人顶五彩盆如芙蓉万朵托日而出，日色深赤若朱。尔时海波作金银色，光射目。日之轮廓不可名大，约随意之可想以为大小，赤人纵送不已，日渐升，其终一送，而日已离海至中天矣。视赤人已复归海。波散为赤霞，南北诸方悄然无闻，鸡尚呴伏也……吾邑以日照命名，当沧溟空阔之地……乃以宇宙奇观终身不克寓目。
意犹未尽，丁恺曾再留诗《奎山望日出》
相携海上游，向晚山堂宿。
沧溟枕席下，澎湃雷声摝。
中夜难成寐，相呼纤茅屋。
斜月沈远村，林薄织雾糓。
虎睡穴窣窣，鸟静影蔌蔌。
扪石欲登天，壑深恐幽独。
鸟屿山泼墨，舶舟形伏鹜。
久立翻生恐，阴火熸然煜。
众星撒沙出，如石争碌碌。
天外一线光，灿烂吐晹谷。
初疑鲛人织，篝火射林麓。
旋作金蛇晃，万道掣坤轴。
干莫镕大冶，紫气红光熇。
广德斗海藏，百尺珊瑚矗。
波光荡漾处，哉生见缩朒。
碧眼捧金盘，熊熊贮丹毂。
纵送势未定，一耸升东陆。
乍作车轮大，细睨更难仆。
翻疑方舆阔，未必盈其腹。
回视万井寂，群鸡正呴伏。
世人牵情际，蝴蝶梦未熟。
我闻寒谷日，惨悴色戚踧。
又闻巫峡高，晷影仅一掬。
何似空明天，万里照若木。
乃知面前地，莫使势蓄缩。
立身爽且厂，自宜耀耳目。
何有蠛蠓子，万古甘盆覆？
（2）
应该说，日照县城的风水很好。2015年春，偶登河山，山巅纵目，见县城北依河山，南临傅疃河，东、西各两道大岭，再往东是万顷汪洋，再往西是连绵青山，诚一聚宝盆也。
——从风水角度，西北的河山乃一天然太师椅，县衙在椅之正中。东、西的各两道大岭就是太师椅扶手，而正南的傅疃河为一方活水；
——从地理角度，北面的河山和城西岭、烟墩岭挡住了冬季凛冽的寒风，东面的城东岭和孙家村岭削弱了夏季暴虐的台风，正南和东南是开阔的平原有足够的雨水灌溉；
——从军事学角度，在冷兵器时代，北可依山防御，东、西可据岭梯次布防，南面的大河是最好的圩子，无论是海盗还是山匪，仅翻过两道岭就得气喘吁吁……
当然，这也只能挡是海盗、山匪。如果是“改天换地”或者“鬼子进村”，那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日照古即有“大洋环东，群山萃秀”“山连岱岳，水汇沧溟，齐鲁错其疆，徐淮接其壤”之说，有“青郡要地，东省藩篱”之称。但是客观地说，刚自立门户时，日照家产了了。
金国改置日照县时，以梁乡之南为日照，之北为胶西，后归诸诚辖，并于梁乡置镇。
《日照县志·古迹》载：
明统志谓日照所辖四镇，有石臼、涛雒、沙沟及梁乡之半。
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日照立县之初仅“三个半镇”，其中“梁乡”，即“两城”的一半名义上“主权”归日照，“治权”属诸城，此乃数百年来百姓所言“三个半镇立日照”之由来。
公心而论，日照实乃一偏僻小县，以致前来做“父母官”的，都觉“安排”的不理想。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日照县志》序云：
（日照）地皆斥卤，民多流离，用供朝夕者咸藉，荑、稗、木、棉则每向他郡取给……郊原芜芜，村舍萧条……黔黎号泣于公址，弱婺颠连于中露。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盐城人、进士成永健前来日照任县令，虽正值康熙盛世，仍不免这样《初至海曲遣怀》：
歧途历尽复何论，海曲山深到郭门。
百道横流千仞壑，万株松下几家村。
凋残市井初惊眼，冷落炊烟欲断魂。
自是劫根消不得，夜来犹自把清尊。
老日照城非常小，巴掌大，但也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东门曰“永安”，在今东港区政府院东墙南端；西门曰“振武”，即海曲西路药材公司楼稍西处；南门曰“朝阳”，今区政府招待所南侧，八村老南北街北头；北门曰“拱极”，今正阳路北段老日照市人民医院东北隅墙外。
需说明的是，这是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时任知县的河北清远人张执中扩建后的新城，“朝阳”“拱极”“振武”即此次新设。
这之前，笔者所查到的史料，仅为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年）时城门之名，东门“永安”即由此始，而西门则名之为“太平”，在现百货大楼西侧。
此后，西门一直“太平”到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才由“太平”变成“振武”。
两字之改，可看出大明王朝的气数，此时离1644年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仅九十一年。
冷兵器时代，筑城浚濠，都为防御之需，不是防“流寇烧杀”，就是御“皖捻焚掠”，盖为“自全计”。城既有土城和石城之分，还有内城外城之别，即所谓的内城外郭。城的“级别”，取决于这里的经济、军事价值。
因此，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日照县与胶西县分家时所筑的只是一土城，且无论是此后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年）另一“异族”——蒙古人翻修，还是再后的明正德七年（1512年）代理日照知县王伯安重修东、西二门，日照城都仍是个土圩子。
直到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城墙东部才砌以青砖，高两丈六尺，厚八尺，增建瓮城重门，敌台四座。三十七年后，明崇祯三年（1630年），日照城的四里土圩子才终于“硬”起来，全部砌成石墙。
此时，大明王朝内忧外患交织。关外，满清在黑山白水间迅猛崛起，一统蒙古，窥伺中原，并于明崇祯二年首次突破明军防线，杀入山海关。随后，两次侵入山东，大举烧杀抢掠；关内，“流寇”蜂起，攻城略地。所以，“硬化”后的日照城就有了鲜明的军事特色：炮台12座，垛口1483个，城楼4座。
之后，清顺治九年（1652年），时任知县、河南长垣人吕补衮于新城外挖“浚濠”，深广皆丈二尺，并围以马墙，也就是老城关人说的马道。
当然，出于对后人负责，先看风水后挖沟，地脉入城处严禁动土。
清康熙七年（1668年），一场大地震使日照屋倒城塌。六年后，知县杨士雄再次重修。
从此到清末，修修补补又是四次。
坦白地讲，在由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海洋经济到来之前，地处偏僻的日照县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的份量几近可有可无，加之先是大明御倭寇，后是大清防台湾的郑成功，很长一段时间奉行禁海政策，“严禁片帆下海”，日照的几个“海口”所及的不过是点“渔盐之利”，所渭的“大洋环东，群山萃秀”“山连岱岳，水汇沧溟，齐鲁错其疆，徐淮接其壤”和“青郡要地，东省藩篱”之说，恐怕只是地方几个落第秀才的自慰尔。
从此意义上，我们很有必要仔细悟一悟，如今“因港立市”和“依港兴市”的含义，悟一悟我们时常挂在嘴上的“桥头堡”的含金量，出了日照地还有几人知道，毕竟泰山不是垒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老百姓有句俗话：千年的大道走成河，可离吕补衮“浚濠”不到三百年，入民国后，日照城东门外“深广皆丈二尺”的护城河，却“走”成了大道——护城壕成了护城街，其它处的壕沟也早已不复存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县政府所能做的仅是“不为敌所用”，扒掉城墙一走了之。反倒是日本鬼子为“大东亚共荣”，用刺刀逼着在古城墙基上又修了一新城墙，高约古城墙一半。
抗战胜利后，城墙再次被拆，四门尽辟。
1958年，南北阁楼拆除，自金后历时七百七十多年的日照古城墙终成历史。
（3）
尽管日照筑城是为“自全计”，但每逢兵荒马乱，日照城池都未能“自全”。
日照城墙由“土”而“石”，直接目的是为朱明王朝绵延子孙万代，但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一片“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中，李自成的大顺旗还是插上了日照城头，并任命了自己的县令王良翰。这虽前后只两三个月，椅子还没坐热，可毕竟也“为官一任”，且力所能及地“造福一方”。尤其体现在农民造反的最高理想——“杀富济贫”上。
当时，日照县数得着的大地主厉宁的四千多亩地，全被大顺政权给“均田”了。史载：“（厉家）所有田产、牛只、家属，悉为……瓜占。”
明清易鼎，日照城归清后曾“自全”了二百多年。
近代以降，华夏多难，日照亦不能免。尤令日照难堪的是，德意志圣言会的传教士和“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惯匪，都曾在县太老爷的太师椅上发号施令。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后街头村（时属日照县）一带传教的夏教士听信教民之言，声称该村要“聚众灭教”，威逼县衙严究。迨经县官传讯，始知教民王英环等因向屠户厉学珍赊借未遂而捏词耸听，以图报复并讹索村民许言踵的财物。而刚由曹州府调至日照县的传教士薛田资，下车伊始，不问清红皂白要把许言踵送县治罪，否则：
必派洋兵围庄剿杀！
——《总署收开缺山东巡抚张汝梅文》《教案<六>》
薛田资的无礼，导致“群起不平”。11月9日，把他架至村外庙中评理，适逢大集，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愤怒之下，有的揪了薛田资的须发，也有的顺手抢了部分教民的衣物。
县令吕炳元深知此后果不堪设想，一面急报沂州府，一面星夜赶往弹压，并把薛田资接回县城保护。
沂州府闻报大惊，忙檄委候补知县乙沛恩前来会同查办，适值德副主教福若瑟由青岛到日照，遂18日签订了严惩首事之人、赔偿教民损失的合同。可主教安治泰却十分不满，然而因“无所借口”，便称“薛田资受惊伤脑，顿翻前案”，并亲至省洋务局施压。山东巡抚张汝梅只得派兖沂道彭虞孙再与之谈判，最后不仅被额外勒索25000两白银，还屈辱地接受了由官府择地在县城修教堂一所、县官率绅士公开赔礼等条款。
如此一来，教士、教民欺压平民之风日甚，安治泰叫嚣要“德军出兵沂州府，给中国官吏一点厉害看看”，并得到德国内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和外交大臣布洛克的公开表态。
当年12月，安治泰向德国驻青岛总督叶世克和驻北京公使海靖提出出兵沂州府的要求。
次年3月，又派薛田资和另一传教士到青岛与叶世克商定出兵沂州府，占领日照城。
3月22日，少尉冯·韩耐曼率以行商为名的先遣侦察组在黄谷河村西住歇，德人向手无寸铁围观的乡民开枪，当场打死张狗剩、孙四两人，重伤两人。
29日，“高风”号等三艘德国兵船载三百人驶离青岛。次日凌晨，一部在法根海的带领下由石臼所登陆，进犯日照县城，几乎一枪未放，锯断城门栓后入城，占领县衙；一部南下，直扑安东卫。德军在县衙发号施令，布告全县，限六日内把薛田资一案犯拿获，十日内审明定罪，并究出恤款，声称如“抗违不从，必为我兵所拿，并邑城绅士数名解赴青岛”。(《青岛德督致日照县函》《教案<六>》)
与此同时，柏林假惺惺地电告列强：德国此次行动“并无领土野心”，而仅是一项“政治措施”。海靖也告知清政府因“中国官兵力不足”，所以德派兵“助地方官护教”。（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廿一日分别电寄张汝梅和吕海寰的《谕旨》，《德宗实录》）
其时也，日照这一偏僻小县竟吸引了列强眼球，究其根源，乃德国为正与清政府进行的津镇铁路谈判施压，以掠取更多权益。
对此，山东巡抚张汝梅一针见血：“就目下情形而论，日照教案，津镇铁路其大端也。”
故直到5月25日津镇铁路借款合同谈判结束，德军才从日照退兵，但仍抓走吕启业等五名乡绅，借口是为薛田资案犯作质，实际是为安治泰索取沂州教案的赔偿。直到6月底，安治泰又索77020两白银的赔款后方释放人质。
事后，“心累”已久、愤而以病辞缺的张汝梅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痛陈：
山东教案之繁，办理之难，尤以日照沂州为甚。德人动辄之以兵……海疆重地，后患靡穷。
——《总署收开缺山东巡抚张汝梅文》《教案<六>》
如果说，“日照教案”尚“提高”了地方知名度。三十年后的1931年农历八月十一，日照城再次被刘黑七攻破，惯匪“刘黑七”（刘桂棠）在日照县衙耀武扬威，县长胡相衡竟成阶下囚。
（4）
兵荒归兵荒，马乱归马乱，自古有县城，就得有县衙门。今东港区政府就是老日照县的县署，西至西墙，东到大门以东约三分之一处。这最初是哪一年、哪一任县大老爷的功德，已无从考证。
县志上说，明朝初年就有大堂五间，正中六间，东西两端各一间承发室和资料库。大堂东侧有十间吏房，堂前有仪门，左右有角门，再往前就是大门了。
据现有资料看，明朝的县太爷很喜欢搞装修，从1502年到1615年先后装了六次，仅万历一朝就是五次，分别是明万历十五年知县张尧辅、十九年和二十一年知县杜一岸、三十三年知县李文星、四十三年知县陈如锦，其中与“迎宾馆”有关的三次。
这里需单独记一笔，与以往历次不同，明万历三十三年，时任知县、河北直隶威县人李文星的装修，只在仪门内立了一个箴石坊，并手书：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有文章言此楹联乃知县李文星自撰，这是误解，因该联不仅见于日照县衙，还书于诸城旧官署大堂两侧，见于河南卢氏县旧官署石碑等。
据牛树森先生考证，此联出自宋代之“戒石铭”。
“戒石铭”，渊源于五代。后蜀孟知祥称帝，年号明德（934年），他对共同打江山的功臣施以“宽厚”，但属下却借机虐民害庶，民怨沸腾。孟知祥死后，十六岁的太子孟昶继位，大刀阔斧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并于广政四年（941年），撰写《戒谕辞》二十四句，告诫吏官。其文云：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
言之令长，抚养惠绥。
政存三异，道在七系。
驱鸡为理，留犊为规。
宽猛得所，风俗所移。
无令侵削，无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赋与是切，军国是资。
朕之赏罚，固不逾时。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民父母，莫不仁慈。
勉为尔戒，体朕深思。
宋灭蜀后，太宗赵光义鉴于后蜀不战而亡的教训，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四月颁《外官戒谕辞》，命摘录《戒谕辞》中的四句为“戒石铭”。
后，宋哲宗曾御书《戒石铭》赐郡国。
到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六月，宋高宗颁黄庭坚所书的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于座右，以为晨夕之戒。
从此，黄书《戒石铭》遍布全国各州县大衙，流传日广，成为官场的名言警句。元、明、清未有更易，可形式有所变化。宋人将《戒石铭》碑置于座右，明人则置之甬道，并在碑阳镌“戒石”两个大字，清代前期又将《戒石铭》以碑亭形式移置于大堂正中甬道，“戒石”二字也被“公生明”三字所取代，后又将立石改为牌坊，仍照石刻字样书写铭文。
清康熙七年（1668年），日照县内大地震，署内堂宇门楼皆震塌。清康熙九年，知县杨士雄（浙江义乌人）捐俸筹资修复。竣工后，杨知县亲书楹联：
清心庶政务，正己正万民。
还是回到老话题，抗战胜利后，约1947年之前，两城终于回归，全属日照，日照也自此一步步家大业大，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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