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何去何从！
“两年前，还是孩子们追着我们跑，现在，是我们追着孩子跑。”王莉是北京丰台区一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园长，2023年春节刚过，她就担心秋季的招生计划能否完成。实际上，从2022年开始，她所在幼儿园就开始直面招生难，今年生源可能进一步下滑。
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后，新生儿的减少，最先冲击的就是学前教育。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到来，在一些地方，民办幼儿园2021年、2022年开始面临招生难，少部分公办幼儿园也存在招不满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在全国一二三线城市甚至四五线城市，各幼儿园今年也将面临激烈的生源竞争。
去年3月起，地处北京房山的北京凤凰禾童幼儿园执行园长张裕欣感到了幼儿园招生的寒意。往年3月到8月，她每天都会接到大量咨询和报名电话，很多家长还要给孩子排队等位。
到了2022年，她“清闲”了不少，咨询电话减少了50％以上。9月开学时，原计划招生四个小班，只开了三个，其中两个还没有满额，第三个到10月时才“勉勉强强开了起来”，张裕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其实，一切在六年前就已有了征兆。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口堆积效应在短期内释放完毕，继2016年短暂的生育高峰后，从2017年起，全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从1723万人减至2022年的956万人，首次跌破1000万人，还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2000多万的新生人口的一半。
从2017年起，全国每年的新生儿都比前一年减少了100万~200万，这些都是幼儿园“丢失的生源”，如今作为生育率下降对社会影响的现实映照。
三年疫情过后，当孩子减少，面临生存困境的幼儿园又该何去何从？
央企幼儿园首次对外招生
据第一财经报道，正值春季开学，家住武汉市汉阳区归元寺附近的龚玲（化名）在小区周边为刚满3岁的儿子物色幼儿园。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家门口的一所驻汉央企机关幼儿园向她抛来橄榄枝。
该幼儿园园长告诉龚玲，自己在这所幼儿园工作了20多年来，向来只对单位内部招生，前几年刚放开二孩时，生源多得还要排队筛选入园，但从去年秋季开始，个别班级却出现了招不满的现象。面对变化，今年春招园方决定扩大招生范围，不再硬性规定家长必须为本单位职工。
记者所居住的武汉某小区，打开地图搜索幼儿园，方圆2公里内竟有28所幼儿园。记者随后调查发现，由于竞争激烈，这些幼儿园抢夺生源也是花样迭出，私立幼儿园的“老带新”活动，老生学杂费可立减5000元，普惠幼儿园新生学杂费直接打9折，公立幼儿园不设招生范围零门槛入园。但即便如此，依然一“生”难求。
一家私立幼儿园园长告诉记者，该园小班今年春季计划招生45名学生，实际只有32人报名入园，原本计划新开设2个托幼班，也只有4个孩子报名，最后不得不取消托幼班，把4个孩子安排到小班。
据北京青年报，这种变化对幼儿及家长而言，似乎是值得欣喜的事，因为供过于求，似乎意味着孩子入园不再难不再贵。以笔者所在小区幼儿园为例，八九年前对每个孩子每月收费三四千元，而从民办园转为民办普惠园后，如今收费标准为每个孩子每月700多元。对幼儿家长来说，不仅不用为抢学位发愁，还有了更多的选择。
专家：首轮关停潮已来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北京丰台区一家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园长王莉认为，随着生源减少，第一批倒下的会是自己所在的普惠性民办园。
中国目前幼儿园主要有三类：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园。普惠性民办园的概念2010年就已提出。当年，国务院发布了对学前教育行业影响深远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提出要积极扶持“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从2017年起，在80％的普惠率指标要求下，大量民办园主动或被动“转普”。
普惠性民办园，意味着性质虽属民办，但收费却是普惠性质。例如在北京，多数普惠性民办园生均每月保教费为750元，与同级别公办园收费一致；青岛规定普惠性民办园保教费最高不得超过同级公办园收费的两倍。相应地，政府会予以生均补贴和房租减免，比如北京的补贴为生均1000元/月。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现存幼儿园相关企业36.29万家。近10年来，我国幼儿园相关企业新增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21年新增最多，之后开始下降。2020年我国新增幼儿园相关企业4.02万家，新增量同比增长27.14%。2021年新增6.82万家，新增量同比增长69.88%。2022年新增4.5万家，新增量同比减少34.10%。
“其实首轮幼儿园的关停潮已经到来了。”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夏婧强调。她说，今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以后会越来越困难。
在幼儿园园长群里，从去年起就经常看到有幼儿园在转让一批桌椅板凳。很多园长还在挣扎，但趋势已不可逆转。另外，随着人口未来不断向城市集中，情况最危急的幼儿园还不在北京、上海、济南这些一二线城市，而是集中在四五线城市。
幼儿园何去何从？
据新京报报道，短短几年时间内，我国学前教育领域呈现出快速逆转的景象，这种变化对幼儿及家长、各类幼儿园意味着什么？面临招生难的幼儿园应该何去何从？
简单来说，这种变化缘于两大原因。一方面，近年来我们出生人口明显减少。据报道，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仅为2016年的50.77%，也就是说，6年来，我国出生人口下降了一半左右。当新生儿减少，对幼儿园学位需求也就自然减少。另一方面，在相关政策推动下，幼儿园数量显著增长，学前教育学位供给增加必然改变原有的招生格局。
显而易见，在幼儿园数量增多而生源减少的情况下，“一孩难求”将促进各类幼儿园进入激烈竞争状态，只要这种竞争是良性的，将会提升我国学前教育总体质量，并且对提升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积极影响。
在宏观布局方面，既要对我们新生人口的增长态势作出精准预测，并适时调整各类幼儿园的数量，使幼儿园学位供给总量与新生儿需求总量能够基本匹配，避免造成浪费和关停。此外，也要根据人口分布合理配置幼儿园，避免人口稠密地区幼儿园学位紧张而其他地区学位闲置浪费。同时，还应该鼓励错位竞争，让民办园办成各种“特色园”。
总之，不能让幼儿园“一孩难求”发展到“关停潮”，要通过及时调整和科学引导，使学前教育健康发展。
托幼一体化将是转型方向
当下，更多面临生源危机的幼儿园想到的可行解决方案：办托班。
去年9月，王莉的幼儿园比往年少招了30人，空出来的一间教室，她决定用更小的孩子填满，于是新开了一个托班：主要招收2岁半~3岁的孩子。今年，如果招生人数进一步下降，王莉打算开更多托班，并考虑向更小年龄段延伸。托班收费不受政府指导价限制，每人每月是2700元，这笔“额外收入”就成了幼儿园当下的救命稻草。
在北京，多家受访幼儿园都称今年有办托班的计划。从全国近两年的情况看，生源减少后，幼儿园办托班自救是一种普遍做法。柳倩指出，上海幼儿园整体还没看到明显的招生难现象，因为上海政府很早就提倡幼儿园办托班，所以在市中心的一些地区，近几年由于产业、企业外迁而造成人口流向郊区，部分幼儿园发现小班招生不足后，立刻用托班填满，“于是现在都活得很好，其实上海本地托班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
专家指出，在幼儿园内办“小小班”，是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学前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很好的思路。但问题是，对幼儿园开托班，国家在政策层面目前仍不明确。国务院2019年5月发布的《关于促进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岁至3岁的幼儿”。
这里“有条件”指的是有空余学位和多余资源，但不同地区在执行上的松紧度不同。比如上海、深圳等地明确允许幼儿园申请开托班，深圳南山区教育局学前科科长曾少群说，只要幼儿园有开托班的意愿和条件，申报后，教育局就会联合卫健部门、妇幼保健院、街道社区等到现场勘察，也会提出改进意见。北京有的区要求幼儿园必须通过审批后才能开托班，且卡得较严，有的区“默认”了幼儿园私下的这一行为。
王海英解释说，中国学前教育与托育的管理体系是分开的，幼儿园传统上只负责3~6岁儿童，归教育部门管理，0~3岁托育由卫健系统分管。从基层来看，多数卫健委对推动幼托一体化很积极，希望将这两段衔接起来，但教育局往往更希望幼儿园生源减少后，优先解决大班额问题，“在执行层面，会发现两个部门间有很多协调上的障碍，这也导致规划上的衔接不够”。
上海市教委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底，已有超过50％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其中超过一半为公办园。全国大部分地区如北京、安徽、山东等地则从2022年开始探索幼托一体化试点。
“所以我觉得幼儿园未来不会在短期内大面积地坍塌，而是会渐进式萎缩。”王海英分析。她认为，未来幼儿园为了生存，办托班现象一定会非常普遍。
在南京，目前很多普惠性民办园都在不断拓展托班，从一个班、两个班到三个班。随着3~6岁生源的不断减少，多出来的班额可能会先让给2~3岁，最终过渡到0~3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最后，普惠性民办园可能慢慢全转向0~3岁，公办园仍以3~6岁为主”。
目前全国大批幼儿园生源稀缺，相信，在未来的发展规划，它们将瞄准0-3岁托育市场，探索托幼一体化发展模式为主要转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