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雷知愚送外卖时的自拍照。受访者供图
雷知愚（化名），00后，某一线城市的985高校毕业生。2023年，经过多轮选拔，他成为湖北省某县公职人员，直到2025年6月，他有了一个新身份：兼职外卖骑手。靠着每天下班后2-3小时的配送时间，他一个月送了近250单，额外获取收入764.4元。
过去几年，“公务员化身外卖骑手，调研基层真实工作环境”的新闻，不时在舆论场上引发关注和讨论，但雷知愚做兼职骑手的原因显然更加个人化：像做任务一样接单、送单，“给自己下班时间找些事做”。如果还要算什么额外收获，就是在进入多家店铺后厨后，以后知道该点哪家的外卖。
这样的想法并非个例。2025年7月，四川省遂宁市一位公职人员送外卖的经历引起公众关注，他说，平均每天下班送外卖3小时左右，“像打游戏，接任务、出发、完成任务、得到奖励”。
受访公职人员的年龄集中在90后、00后。他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和周围人选择在下班后送外卖、写作或开网约车，与本职工作的关联并不大，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一张演唱会门票、一副墨镜甚至一块蛋糕的额外花销，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是找回一种动力和成就感：“这可能是体制内日常工作体会不到的。”一位受访者说。
2025年7月上旬的一天，四川某县公职人员罗琳（化名）看到四川工会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条公职人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事体力劳动、投稿、自媒体运营等副业的通知，当晚，她下载了外卖众包软件，注册成为一名兼职骑手。
罗琳在两年前“上岸”进入当地城管执法大队。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注册账号前，她就觉得送外卖“有意思”，且工作时间灵活。她一方面想看自己到底能挣多少钱，另一方面是作为外地人，希望通过送餐来熟悉这座城市，“比如哪个建筑大概在哪个位置，周围环境如何”。
受访的兼职骑手普遍认为，一天中外卖的高峰期有三个：午饭时段、晚饭时段与接近凌晨的宵夜时段。体制内的工作人员白天要按时上班，如果想做兼职，大多数人会选择下班吃完晚饭后的3-4个小时。
罗琳所在的城市，一单价格在3.5-5元间，众包骑手能自行挑选订单，但也需要拼手速，因此等她吃完晚饭再开始接单时，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接上。只是罗琳不会觉得焦虑，如果天气太热，或者遇上生理期，她就休息几天，骑电动车时也不赶时间，安全第一。
7月23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她送了4天外卖。一开始担心不熟路，她只敢同时送不超过3单，但很快，数字就上升到5单。这座城市不大，骑上电动车走个五六公里就能到达城区边缘。跑上2-3小时，她总得穿过一些黑漆漆的小巷子，或爬上一些老旧的居民楼。在她给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订单记录中，最多的一天，100分钟内她送了12单，赚了约四十元。
“理想状态一个月要赚2000元。”湖北省武汉市某银行员工张华（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3年，张华所在的银行面临降薪，他每个月能拿到手的收入，从过万元降为三四千元。“在这个城市，这个收入很难活下去。”为了还每月1800元的房贷，2024年，张华开始兼职送外卖。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下班后跑够70元，如果单价高，这个目标可在3小时内完成；如果当天单价低，就需4小时。但张华承认，这个收入需要跑满30天，很多时候因为加班、太累，他一周只能跑个3-5天，有时一个月只有几百元。
雷知愚对自己送外卖的收入同样有个预估：时薪16-20元。一个多月来，运气最好的一次，他拿过30元时薪，但第二个小时，他的时薪就回落到了十几元。
如果只是为了挣钱，那送外卖确实不容易。“之前一些新闻说送外卖月入上万，好像成了很多人不想继续工作的退路。但现在发现，把这份工作做好也不容易，多挣点钱其实也挺难。”罗琳说。但她依然觉得，自己能通过这一兼职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其他工作相比，送外卖接多少单就能挣多少钱，付出马上就能看到回报，“钓鱼有时都会空军，但送外卖不是，接一单就有一单的收入”。
张华和雷知愚也有类似感受：送外卖的即时反馈感很强，只需考虑接单、送单，不用在意周围人的想法，此外，兼职时还能骑车到处跑、见到不同的人，仿佛看世界时也换了一个视角。
受访者提供的兼职外卖收入截图。
罗琳的日常正职工作会涉及下发一些商家的处罚和整改文书，此外，也会对商家进行日常的宣教和巡查。工作时，她穿着制服去店里，商家不见得会给她多好的脸色，“他们除了做生意，还得应付我们的要求”。但当她接到外卖订单，要去巡查过的店里取餐时，商家的脸色反而正常许多。“其实他们根本不记得你是谁，也不认识你。”
张华喜欢自拍。在银行工作时，对着镜子拍一张西装革履的照片；送外卖走进电梯时，又拍一张身穿骑手服或普通衣服、提着食物的照片。这给了他一种奇妙的感受：两个身份看上去社会地位悬殊，但他也不过是在干着不同职业要求的活儿而已。
10年前还算金融行业的高光时刻，张华毕业进入银行，从柜员开始，一步一步成为经理。当时不算绩效，他每月基本工资能拿七八千元，但随后却遇上银行利润逐步下滑的光景，工作量没有减少，工资大打折扣。张华逐渐觉得，银行工作成了一种“性价比低”的选择。填写数不尽的表格，开大大小小的会议，维持与客户的人情往来，完成单位的各项行政任务，“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收入却很少，既有道德方面的焦虑，也有物质方面的焦虑，身心疲惫”。
这种情况下，送外卖反而成了他的寄托。盯着红绿灯，计算送达时间，看着商家出餐进度，寻找送达目标……每次打开众包软件，他都能暂时抛开工作、人际关系与平时生活的烦恼，沉浸在一个个具体的任务中。
即便是“考公热”的幸运儿，也在考虑做兼职。2023年，李钰（化名）在毕业季打败80名候选人，成为重庆某区县政府业务科室的公务员。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学的是近年热门的工科专业，但春招时依然屡屡碰壁，直到通过公务员考试后，她才对“体制内”有所了解。“想象中会很重视人情世故，但我们单位氛围确实不错，大家更多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好分内的事情。”
李钰的工作涉及政府项目的资金申报，平日对接不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工作也有固定流程。但稳定之余，她有一种“脚踏不到地上”的感觉：她经手的项目落地要如何惠及百姓？这些实际而具体的获得感，在工作中难以得到。
“下班躺在床上刷短视频，刷完确实很开心，但会觉得空虚。”在这种感受下，李钰开始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写小说。写小说之前，她还想过自己或许还能做家教或者公考辅导老师。于她而言，写小说重要的不是一份收益，而是来自读者的反馈、留言和理解。
有受访的公职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工作后，自己容易被一些“无聊”“内耗”困扰：每月拿四千元左右的到手工资，但个人日常租房、吃饭与生活开销也与收入差不多；工作中撰写材料、收集信息、填写表格、与人沟通等难免遇上不少重复性工作，但这不一定都能感受到工作成果；下班后，由于社会关系不在本地，他们多独自往返于办公室和家中，两点一线的生活也有些“单调”。
送外卖就成了“八小时之外”的调味品。有天下班遇上下雨，雷知愚就觉得，自己既然来做骑手体验生活，也应该了解在雨中送外卖的感受。“我那天故意没带雨衣，直接骑着电动车迎着雨冲了出去。”他感到，冲进雨中那一刻，自己有了一种“征服大自然的成就感”。
张华取餐时拍摄的其他骑手图。受访者供图
送外卖近一个月，雷知愚送一单的价格从2.7元降到了2.5元，这意味着付出同样的劳动，能得到的收入变少了。他说，自己不会长久做这份兼职，报酬只是一个原因，更主要是“为了不无聊”，当这份兼职不能继续带来新的知识和见闻时，他就会选择离开，寻找新的兴趣点。
在受访的公职人员中，只有张华一度产生要把兼职作为正职的幻想：如果外卖平台能给他一样的福利待遇，比如六险二金和按时到账的工资，他愿意辞职，一直跑下去。但很快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父母的面子、社会的认可、对未来的确定性以及日后的退休金都让他难以抛弃手上的铁饭碗，不升职也没关系，“我想要的就是一种安全感”。
2025年7月上旬，一条“公职人员禁止干这些副业”的信息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据媒体报道，那位遂宁市公职人员兼职的契机，正是来自其任职单位下发了相关公职人员可以做副业的相关通知。但7月30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遂宁市纪委，其工作人员表示，经他们核实，纪委与这位公职人员所在的单位尚未发过相关通知文件。同日，南方周末记者又查询包括中纪委网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相关规定，未发现对“送外卖”“开滴滴”“写作”这类工作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目前难以获知有多少公职人员在下班时间做着送外卖、写作或开网约车的兼职。
社交平台上，大部分自称“体制内做兼职”的账号都没透露运营者的相貌与个人信息，对于本职工作，他们也多做模糊处理。这些账号的IP地址显示用户来自不同省份。发出数十个采访邀约后，一些账号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自己做兼职是“想多挣钱”“靠自己劳动取得收入”，但不愿回答更多问题；个别账号称只接受本地媒体采访，“因为可以帮社区做宣传”；有的账号答应采访邀约，但不久又称所在单位认为并不合适受访，于是不再回应。
保持缄默的另一面，也有人在向往，甚至已经在工作之外做着兼职。其中有向单位报备的，也有不报备的。张华的同事在降薪后也会讨论送外卖、做代驾或者摆摊的兼职，只是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议论别人，却不承认自己也在做。他没把做兼职的情况告诉单位。为了保密，他特地选了一个离单位很远的地方送外卖，还关闭了手机通讯录推荐功能。“如果真被发现，我也只能摊牌，希望单位能理解吧。”
2025年，张华在社交媒体匿名发了一条送外卖的帖子，一时间，很多人找上他，询问他送外卖“如果遇到熟人怎么办”；他组建的微信群中，也有近130人，他们讨论着骑手这份兼职如何与本职工作隔离。“聊体制内送外卖的好处，比如让自己更专注、减肥，同时赚点钱。”张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群的用户主要是90后、00后，他们来自武汉、杭州和广州等城市，男女比例各一半。
而在熟人网络更密集的县城，雷知愚选择直接告诉身边同事，“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大家就都知道了”。有同事后来和他说，自己也动过类似念头，过了大约两星期，他得知一位同龄同事也注册了众包账号，“开自己的车，跟妈妈一起送”。而他的领导也注册了众包账号，“他儿子放暑假了，就想带孩子一起体验生活”。
在兼职过程中，雷知愚也几次遇见了其他部门的同行。这些人往往都有相似的特点：不戴头盔，也不做防晒，戴着一副眼镜，长得也很白净，走近某小区却不知大门在哪。有一次，他在电梯里遇见另一位公职人员，二人有着相似的打扮，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觉得彼此可能都是做兼职的，说了几句话，对方就主动告知工作单位。这给一直困在“985毕业生”身份里的雷知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觉得自己脱了‘长衫’出门，才发现原来外面已经有很多人在‘裸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