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焰：徽商的富有曾让乾隆自叹“不及”｜徽商正青春

审核：马翔宇

安徽商报：徽商最早兴起于何时？又为何在徽州地区兴起？徽州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对徽商的形成有何影响？

赵焰：徽商形成于何时，学术界争论不一，有的说形成于宋，有的则说是东晋。这些都有道理，宋朝时，尤其是南宋迁都杭州后，徽州离杭州比较近，且有新安江水路直通，应该有很多徽州人去杭州或者东南一带做生意。徽商作为一种商帮的概念，应该形成了。只是这方面的资料较少，留存不多，徽商的身影有些模糊。徽商作为一股商业势力，集中引起社会的关注应该是明朝中叶。

“徽商”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成化年间，记载的就是在松江一带从事布业的商人。传统意义上的商帮一般有三个特征：一是来自同一地理区域；二是在某一领域形成相对强大和垄断的势力；三是信奉统一、独特的经商信条，也就是理念相同。我们所说的商帮，应该是针对一个具有共同经商理念的群体而言。按这种定义来看，徽商的形成应该是南宋；只是到了明中叶之后，才变得完全清晰。历史到了明成化和弘治年间，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商业形势和社会形势不像明初那样紧张，徽商才开始崭露头角，形成徽州人集体打拼并致富的现象，在社会上给人们留下了“徽骆驼”的整体印象，真正产生了影响力，形成叱咤天下的徽商现象。

徽商辉煌的前提是，随着财富与文明的积累，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松动，一些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以抑制不住的方式悄然出现。明中期之后，中国东南部经济快速发展，城镇日趋繁荣，传统的经济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动，其标志是以贩运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为社会上层集团服务的商业向贩运日用百货、面向庶民的商业转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徽商异军突起，登上了经济的大舞台，叱咤商业风云。从明朝中叶的完全兴盛开始，徽商的发达一直持续了300多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

徽商发展最好的时期，一是明朝中后期，徽商跃上了发展的高峰；二是康乾时期，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徽商迎来了第二次发展高峰。当时徽商在全国的商帮中，可以说是数一数二。以乾隆时为例，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白银，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以至于乾隆皇帝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感叹。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船东勒迈尔的资本；在清代，徽商的商业资本已激增至千万两之巨，其经营的资本额，已达到当时商业经营数额的巅峰。

安徽商报：徽商是依靠哪些经营方式获得如此巨量财富的？

赵焰：万历《歙书》曾经把徽商的经营方式归纳为五种：一是走贩，二是囤积，三是开张，四是质剂，五是回易。在这当中，走贩，即长途贩运，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徽商把本地的木材、土特产贩运到江浙等地区只是他们的第一步。更多的是，他们还把太湖流域的丝绸，南方的茶叶、棉布运到全国各地；把皖南、闽、浙山区的木材从杭州转运到北方。其次的手段便是囤积。徽商每到一地，当粮食、棉花、蚕丝等农产品大批上市的时候，便乘机压价收购，大批囤积，在市场短缺时再抛出，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

安徽商报：当时徽州人下江浙谋生，在传统观点看来是背弃了主流思想，所以也有点悲壮感。

赵焰：徽州人在走出去的时候，都是身上背着干粮。现在徽州很多地方都还有，比如说歙县和绩溪的面饼，当地叫作“馃”，非常有名，最有名的是黄豆粉做的，压得非常薄，能长时间保存，外出时可以吃上很多天不会坏;还有那种屯溪烧饼，在梅干菜里放上肥肉，也不容易坏，可以一放好几个月。徽州人就是背着这样的干粮，走出山外，走向外面的世界。

绩溪县流传的一首民谣这样唱道:“青竹叶，青纠纠，写封信啊上徽州，叫爷不要急，叫娘不要愁，儿在苏州做伙头。儿在外学生意，心中记住爹娘的话:‘茴香萝卜干，不能自己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学好了生意，我再上徽州。天啊地啊老子娘啊，没有出息我就不回头。”

为什么“茴香萝卜干，不能自己端”呢？这是因为忌讳，“茴香”音同“回乡”，就是干不下去了，闯荡不出来了，只好回乡了。“萝卜”呢，音同“落泊”，也就是混得不行。出门的徽州人怕提这两个词，怕这样回乡，所以格外禁忌“茴香萝卜干”。

安徽商报：徽商的足迹遍布全国，他们的商业网络是如何建立的？

赵焰：当年徽商的足迹遍布全中国。而从徽州外出的线路主要有四条：一是东进杭州，入上海、苏州、扬州、南京，渗透苏浙全境；二是抢滩芜湖，控制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淮河两岸，进而入湘、入蜀、入云贵；三是北上，通过大运河往来于京、晋、冀、鲁、豫之间，并远涉西北、东北等地；四是西挺江西，沿东南进闽、粤，有的还以此为跳板，扬帆入海从事海外贸易。

安徽商报：虽然富有，但是在明清时期，徽商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好？为什么当时的社会对徽商普遍持负面看法？

赵焰：由于有钱、勤勉、重实利，同时又比较悭吝，再加上性格上的内敛、不善于沟通，以及中国民间长期以来由传统文化所造就的“仇富”心理，在明清时代，普遍的社会意识对徽商的看法并不太好。当时一些很有名的话本小说，比如冯梦龙的“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以及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包括后来的《儒林外史》等，都有这样的反映。在这些书中，对徽州人以及徽商都有很生动的记载和描绘，态度大都褒少贬多。这当中最著名的便是《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文章这样写道：“却说他舟有一少年，姓孙名富字善赉，徽州新安人氏。家资巨万，积祖扬州种盐。”靠着有几个钱，活生生地拆散别人的爱情，硬要霸占杜十娘。徽商中有这样的负面形象，便怎么也高大不起来了。

安徽商报：在当时，徽商如何处理与官府之间的关系？

赵焰：在与统治者阶层相处的过程中，徽商也表现出了比其他商帮更多的过人之处。清时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多次南巡，每次南巡，两淮盐商都全力报效，捐出百万以上巨资来搞接待。乾隆皇帝有一次沿着大运河到了扬州，在参观完瘦西湖后，十分随意地说了一句：要是有个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结果被徽州大盐商江春听到了，连夜召集能工巧匠用盐垒出了一个与北京北海一模一样的白塔。等到第二天扬州的地方官再邀乾隆前往瘦西湖游览时，画舫缓缓进入，坐在舱里的乾隆突然看到湖边凭空多了一座白塔，一时“惊为天人”。由于慷慨，也由于“贾而好儒”的表象，当权者与徽商的心理距离缩短，徽商也顺利地拿下了最赚钱的买卖，那就是经营盐业。

安徽商报：提起徽商，人们通常会想到“贾而好儒”？儒学对徽商的经营理念和商业道德有何影响？徽商的文化素养是否帮助了他们在商业中取得成功？

赵焰：关于徽商的特点，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诚信、节俭、贾而好儒”。的确是这样，在文化上，徽商有着一整套的理念；在架构上，徽商普遍带有一种血缘和地缘关系，外出闯荡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亲帮亲、邻帮邻；在经营中，徽商相对注意商业道德，讲究“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从出身上说，徽商奉行“以儒为体，以贾为用”的信条，追求儒为名高，贾为利厚，儒贾结合、官商互济，因而形成了“贾而好儒、弃儒为贾、亦贾亦儒”的重要特色。

但我觉得，这些特点都不是徽商成功的关键要素，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道德的普遍要求，是儒道在商业中的体现，也是当时商业文化的普遍特点。只不过因为徽州是“程朱理学”的老家，徽州人在商业活动中的自律更严格一些，比较注重道德行为规范。而且徽商在经商中标榜的“诚”“信”“义”，还可以带来更多的商业利润。作用如此，何乐而不为？于是，徽商在此后的商业活动中，便将这种道德规范自觉化，也广告化了。

值得一提的是儒学对徽商的影响。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需要一种“内心的观照”。儒学特别重视对知识的探求，比较崇尚理性思维与实践伦理，有着积极的入世态度。这样的方式，与商业活动中所强调和需要的很多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徽商真正的特点，或者说在成功当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徽商有比较好的文化功底，在于“练达明敏”。跟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徽州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因为有文化，徽州人自然在审时度势、运筹决算、进退取舍乃至整个经营活动中胜人一筹。这些知识和教育，可以说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更为重要的东西。

文化上的先进决定了徽商在先决条件上的优势。除此之外，徽商较早地探索和运用一些较为先进的经济制度和方式，这也有助于他们的竞争。比如说当时徽商中已经出现了“牙商”，即职业经理人的方式，还有股份制、资金委托代理人等经营形式，等等。在商业组织形式上，徽商的所为已有很多与现代商业模式相同了。这种先进而创新的机制，必然使徽商在商机发现以及实际操作上胜人一筹。

安徽商报：徽商为何在近代逐渐衰落？他们的财富为何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购买土地和修宅？

赵焰：曾经有人批评徽商带有浓厚的腐朽性，没有将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只是用于修宅买地，挥霍奢侈，建造家园。这实际上是对徽商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从更深的原因上说，因为当时社会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缺乏相关的经济政策与环境，世俗伦理也不相融。要指望一种经济现象超越社会背景是不适合的。

安徽商报：如今在徽州，依旧保留着诸多徽商故宅，徽商在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贡献有哪些？

赵焰：不可否认的是，财富作为一种现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是有着相当力量的。它会不知不觉地改变着社会存在以及意识中的很多东西。尽管徽商力求内敛，一直隐藏在一些文化现象的后面，但财富在手，还是促成很多事情发生重大改变。徽州村落和建筑之所以堂皇，徽州文化之所以发达，主要是由于徽商手中有财富的“酵母”。正是因为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才使得很多东西在徽州开出“花”来。比如说“新安画派”“扬州八怪”等。正是因为徽商资本的哄抬，才出现了大热的艺术品市场，才有了名噪一时的艺术家。京剧的兴盛，“徽班进京”的背后，同样是财富的力量。从这一点上来看，徽商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