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3月7日女生节

想必各位女生早已收到满满的祝福

每年的女生节

各大高校上演一出

校园横幅大pk似乎已成为惯例

而今年，

当大家还在为如何送上一条

别出心裁的女生节祝福绞尽脑汁时

浙大人已经解锁了

女生节的全新打开方式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浙大，女生节

收到祝福最多的竟是一位男神

原来，3月7日

还是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的诞辰

道路旅途千难万险

不改的是他

“追求真理，创新求是”的科学精神

风云气象瞬息万变

不变的是他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气概为人

从求是精神到竺老两问

来自浙江大学求是学院

10名与竺老校长同一天生日的同学们

在竺老校长诞辰129周年之际

来了一场暖心的集体生日会

给竺老献花、答竺老两问、

在竺老塑像前齐唱校歌……

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在暖心集体生日会中追思与缅怀

“每一次回答竺老两问，均是一次对自我的窥探和剖析。身为浙大人，我也有迷茫踌躇，但当脑海中有竺老两问浮现，我便知道，我还是当初的我，那个带着满腔热血赤忱，想要活出自我的少年”，云峰学园应用生物科学（农学）1809班的吕益群说道。

其实

竺老校长给我们留下的

不仅仅是“两问”

以“求是”为主导的竺可桢精神

贯穿着竺老校长一生

也同样贯穿着每位浙大学子的一生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让我们再次走进竺老校长

听一听他与浙大的故事~

竺可桢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出任浙大校长的。

浙大校史研究专家何亚平教授统计，从1936年-1949年的十三年间，《竺可桢日记》中记录的请辞浙大校长的次数，就有近40次。

这种情绪，始终贯穿着他在浙大的十三年，直到离开的最后一刻，他还说：“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

为什么不愿意当校长？从他得知自己被荐为浙大校长时，便反反复复地在日记中陈述了：

1936年2月25日，竺可桢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不善侍候官长，亦不屑为之；战事在即，不免悬心；不愿长做校长，而半年之内难见成绩。”（当时允诺他任期仅为半年）

在反复拒绝的同时，于公，这个绍兴东关的知识分子，却也在日记里说：“但若于浙大有所补益，亦愿全力以赴。”

在内心的纠结与矛盾中，竺可桢最终选择了临危受命。3月7日，他允诺陈布雷，但同时提出三个条件：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

这是怎样的十三年

出任时，竺可桢47岁，离开时60岁——这本应是一个学者学术事业最黄金的13年，但最后，面对美国前沿的气象研究，他在日记中感慨万分地评价自己道——“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而浙江大学，却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被英国人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竺可桢与浙大十三年，足足可以写成一整部书。在这里，只能说几个小片段。

有人说，竺可桢是行动的理想主义者。一进入浙大，竺可桢便问上层要经费，着手于充实教授人选、补充图书仪器设备、重视校舍的最低标准，他还设置公费生，给贫寒子弟求学机会。

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甚至抓体育锻炼，为师生造游泳池，要求同学们每日从事半小时或一小时的爬山、游泳等室外运动。因为他深知身体与头脑同等重要。

但他更在乎的，是立人。

1936年9月18日，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五个月，与一年级新生谈话时，他问了学生两个问题：

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

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竺校长的回答，简而言之：第一，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服务，而不在享受。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竺可桢有过深思熟虑，绝不在于造就多少工程师和科学家，而是“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在1939年2月4日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中，他又谈到：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of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意亦是“求是”，可谓不约而同……

他说：“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对此，他身体力行，令师生影响极受感染。

竺可桢在浙大十三年，几乎从未休息，却几乎从不缺席早晨六点半的升旗典礼。他曾在《升旗典礼之意义》一文中说，这是为了“在坚定我们的自信力，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出路的民族，是将兴未艾的民族，是有朝气而不是暮气沉沉的民族。鼓励大家奋发有为，坚持信仰，每天升旗典礼，就是要坚定大家的自信力。”

训话那日，竺校长说的是什么，没有听懂的刘奎斗在日后的升旗仪式上，完全感受到了。

竺可桢担任校长期间，群英荟萃，网罗了如王淦昌、苏步青、谈家桢、贝时璋等名师。1944年，亲赴浙大参观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将西南联大比喻为“东方牛津”，而将浙大称为“东方剑桥”。

在竺可桢诞辰百年时，出过一本纪念文集，整整四百余页，全部来自浙大师生，每个人的回忆都细微而真切，他们反反复复提到最多的，就是竺校长的“人格魅力”。尤其，人们谈到最多的，是竺校长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苏步青早于竺可桢五年来浙大工作，已是数学系系主任。因为竺可桢有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苏步青最初不看好他出任校长。但竺可桢一直器重并关心他，西迁时动用私人关系极力照顾苏步青的日本太太和家人。苏步青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说：“我和竺校长从相识到相知，这样的好校长，把教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只要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如何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竺可桢在浙大期间，被称为“浙大保姆”，他从主持、出席学校各种校务会议，到定期不定期慰问贫病员生；从向教育部跑经费，到去各地查勘迁校校址；从每天清晨六七点坐镇校长办公室，到与师生一起欢度大年三十。日理万机之余，他每年还要留出一定时间，回气象所处理公务。

李杭春的文中说：竺可桢留给浙大的是真正的求是和务实，而繁重的公务回馈竺可桢的，则是过早的苍老与疲惫。

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二、三年不相见的人，没有一个不奇怪我老得如此之快。”

三次研读竺可桢日记的何亚平教授说：在浙大120余年里，竺可桢所作出的牺牲，至今没有任何一位校长能够超越。他不愿做校长，却做了最好的校长！

愿各位同学在竺老校长

及一代代浙大人的引领下，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部分内容来源于钱江晚报《他在浙大13年，请辞校长近40次，所有人却说他做了最好的校长！》作者：吴朝香|林梢青；部分素材来源于浙江大学求是学院

图片来源：：蔚蓝文化传媒中心杜禹侃|王磊

内容整合：李灵

今日编辑：芷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