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的出现
每个时代的小说家都会选用新词注入自己的小说，我们时代也不例外。比如石一枫《半张脸》，为什么会起名“半张脸”？因为戴口罩的生活便是“半张脸”的生活，这已经成为我们的新常态。“这当然也不奇怪，这是今天世界的常态。在来时的大巴上，一车人只有半张脸；在民宿的前台，茶几背后端坐着半张脸；在载歌载舞的表演现场，篝火照亮的都是披金 戴银的半张脸。防疫举措不能停，佩戴口罩 常洗手。已经有多久了？身边的人们习惯了除去吃和睡，仅以半张脸示人，尤其是面对陌生人。也正是在诸如此类的不懈努力下，他这样的异乡来客才有机会离开半张脸的城市，登上半张脸的飞机，降落在半张脸的古城。”因为都是“半张脸”，所以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觉得彼此认识，但因为是“半张脸”，又好像不认识，在似曾相识之间，故事得以行进——“半张脸”是作家对新词的捕捉与使用，是对当代生活方式的注视，是故事的隐形推动力。新词也出现在索南才让的《找信号》，作家所写的是远在青海的生活，在“三个沙窝”，不容易找到信号，——找信号意味着所在地方的网络不好，信息不畅，隐含着人内在的不安和焦灼。
有意识地吸纳新词是写作者的本领。我想到鲁迅的《故乡》里关于杨二嫂的比喻，“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以“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比喻杨二嫂固然是形象而贴切的，但也有一定的风险性，——在当时，“圆规”是一个新词，当时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如果圆规后来没有成为日常词语，那么这一比喻的“成色”便会打折扣。
这也让人想到，写作者对新词要敏感，但也要保持警惕，他需要判断哪些新词可以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哪些不能，哪些词只是短暂性出现哪些不是。而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很多新词是“一过性”的，也会随风而逝。一如前几年流行的“蓝瘦香菇”，今年早已没有人提起，那么，如果小说家在行文中使用了这个词，那么作品会变得夹生——当作品主人公说“蓝瘦香菇”，那么这个词下面必得有一个注释才能让后来的读者明白其中含意。有时候，新词也涉及偏见和歧视，比如“小鲜肉”，比如“剩女”，这些词是对人的价值的物化，换言之，面对新词，作家要有他的主体性——他可以以“不使用”的方式来表示对某一新词的不认同，进而迫使它成为“一过性”。
刷新日常词语
汉语是我们的词语基金库，而作为写作者，最大的工作并不是吸取新词而是使那些常用词语焕发出新的光泽。《望云而行：2021年中国短篇小说二十家》中，许多作者致力于拓展词语的意蕴。比如弋舟的《化学》。“化学”已经是我们今天的常用词了，它有基本用法和固定语意。小说主人公是小有成就的化学家，“化学”不只是她的知识背景，也是她认识世界的抓手。这位刚刚离异的女性要开始她的新生活了。一个独自跑步的夜晚，她看到了年轻女孩子们的另一种情感生活，这促使她思索何为化学反应：“俨然是一场化学反应，她知道新的物质产生了，依据化学键理论，就是说，旧键已经断裂，新键已经生成。”与此同时，那个夜晚她也看到“道法自然”的石碑，她意识到自己对化学有了新理解，“作为沟通微观与宏观物质世界的重要桥梁，化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主要方法与手段。但她最终没有开口，因为她真的意识到了，此刻自己所经历着的，俨然是一个非物质的、纯然精神性的时刻。”在此处，化学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化学”有了不同，也就是说，在这里，“化学”已经不再是“化学”，它还象征着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裂变。
路内的《跳马》使用了“跳马”这个词，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队长摸摸小孩的头，问说，跳马练得如何？小孩说，报告司令，矮一点的木箱能跳过去。大队长说，你记得我说的话，练好体育，等你长大，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人的跳马水平很高，不要输给他们。小孩说，司令，都打仗了，还参加什么运动会，开运动会也是跟日本人拼刺刀罢了。大队长说，体育和读书写字一样，让你学会做人，亡国奴才是没有资格上赛场的”。“大队长”是体育教员，所以鼓励小孩去参加奥运会便顺理成章。小说结尾则写了小孩儿的梦，“小孩沿着跑道奔跑，那木箱却越来越远。小孩转头去看大队长，他已经变成一个体育教员，穿运动背心，脖子上挂着铜哨，四面全是哨声，催促他往前跑。”从梦中醒来是残酷的，大队长牺牲了，于是，“司令都不知道我能跳过木箱了”便成了小孩儿最大的遗憾。在这里，“跳马”是愿景，是对胜利与和平的向往，它是实际意义上的跳马，但又不只是跳马这个运动项目本身——“跳马”一词，凝结了战时军民的期待、奉献和牺牲。
乔叶捕捉到的是“合影”这个词。《合影为什么是留念》里，全家福是重要的，深具意蕴，“在老人们陆续去世的过程中，他们又照过几次全家照。照着照着，老人少了，孩子多了。照着照着，老人又少了，孩子又多了。就是这样，人少，人多，人多，人少。让她惊叹的是全家这个词的弹性：可以那么大，也可以那么小。可以人多，也可以人少——好像就是人少人多加剧着照全家照的必要性。在世的活色生香，于镜头里皆得见。去世的沉默寂静，于镜头的空白处也皆得见”。对合影的热爱，使得女主人公迷恋相机，“等到手里宽松了一些，她就补偿似的，前前后后买了好几个相机。带胶卷的老式相机就换过三个，淘汰掉后，就是卡片机，单反，微单，都有”。作为母亲的女主人公，热衷于搜集儿子的照片：“她建了好多个文件夹，收藏着宝发来的所有照片。他的录取通知书，他租住的房间，他去谷歌参观时的临时通行证，他和朋友们去看 NBA总决赛，偌大的球场。他去中餐馆吃饭，点了凉皮和肉夹馍，一次还点了‘左宗棠的鸡’。他去哈佛比赛，嫌酒店既远且贵，就在草坪上过夜，买了个小帐篷，照片里的他从帐篷拉链里探出了黑黝黝的脑袋……她统统都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有空就看，有空就看。”对照片的收藏，是母亲对儿子成长时光的留存，更是对儿子长久的挂牵。为什么如此迷恋合影？小说主人公在努力寻找答案，“比如，因为视频和语音都是需要播放的，都是流动的。流逝流逝，流动就会逝去，当然不宜留念。可是照片，只要你按下了快门，就能将近在眼前的这一刻，凝固且被保鲜为绵长光阴。这薄薄的存在啊，就是被截取下来的瞬间真实，就是在无尽岁月里可以被反复验证的瞬间真实，就是有能力打败强大时间的瞬间真实，就是将所有稍纵即逝的珍贵的一切储存下来以便反哺和抚慰孱弱人心的，瞬间真实”。这便是小说起名为“合影为什么是留念”的原因了——合影是照片，是对光阴的定格，对情意的珍念。
召唤历史深处“旧词”
小说家拥有让词语复活的能力。一些词沉积在历史中，沉积在我们的记忆里，仿佛已经睡去。这些词语本来黯淡了，但经过作家的打磨会焕发光泽。比如“人面桃花”，它长在唐诗中，当格非使用这个词作为小说题目时，意味着他打捞起了一个旧词，并且重新赋予其当代性；比如“推拿”，这个词以前只是按摩动作，但是在毕飞宇那里有了多重意味；还比如“废都”，比如“生死疲劳”……这些生长在历史深处的词语都经由作家的打磨而拥有了新意义。
《信使》中，铁凝所做的便是召唤历史深处的“旧词”。以往，日常生活中的“信使”帮助我们建立与他人的关系，是我们与远方之人维系情感的重要纽带。而现在，我们与朋友的关系已不再倚重“送信人”，只要敲敲键盘或者用手指点击，便可以直接将心意传达出去。在今天，依赖“信使”的时代早已逝去。《信使》中，年轻的陆婧和李花开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她们生活在信件时代，那时候，网络远未出现，电话还没有普及。当年，陆婧爱上了远在北京的肖团长，但他有家室，这段关系也便只能成为“地下情”。李花开及其丈夫起子便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传信人”。但起子最终辜负了信任，他要挟陆婧，遭到拒绝后便把信笺寄到单位告发。最终，陆婧为此付出了代价，李花开则提出离婚，以从平房房顶跳下的方式摆脱了婚姻。“信使”这个词由李花开提起，她对陆婧说自己必须从房上跳下来，因为有“信使”给鼓着劲。在李花开的语意里，“信使”指的是陆婧，是给她命运启示的人。所谓命运意义上的信使，与作为信使的人有关，更与“收信者”的“心有所感”有关。她们做出的选择如此相近，都以决绝的方式对生活说“不”，最终成为命运的主宰。通过陆婧和李花开两个人物，铁凝写出了人之为人的能量，人应该有的人格，人应该有的样子。李花开这个人物让人念念难忘。——当她在小说中说出“要么死得更快，要么活得更好”时，那分明是“宁愿玉碎，不为瓦全”的现代表达。那一刻，你会意识到李花开是连接古代和当代的“信使”。她仿佛从《左传》《春秋》《史记》里走出来，高高地昂着头。这也让人意识到，铁凝通过重新讲述“信使”的故事，给予了这词语以当代性。《信使》关于表层意义上的“信使”故事，也关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形而上层面的“信使”故事与信使精神。
《望云而行》中，邱华栋所做的也是重新擦亮旧词的工作。女儿的母亲患抑郁症自杀了，父女俩心中也存下了心结。小说里的父亲，开车带领女儿一起走向外面的世界，从杭州出发，经由俄罗斯、欧洲到美国，“从杭州出发，一路上走啊走，走啊走，快的时候很快，慢的时候很慢。等到他们的车子靠近法国北部海岸的时候，几乎能够看得到对岸的英伦大岛了，她感觉到这一路太神奇了”。一路行走，是地理意识意义上少年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父女二人的自我救赎和自我治愈之路。最终父女俩敞开了心扉，开始了解彼此：“最要紧的是，他们之间的冰疙瘩融化了。他们现在也不再把谈论林楠的死作为一个禁忌了。在雯雯的心中，妈妈的死带来的对父亲的怨恨，也逐渐消弭了。这一路上，雯雯确切地感受到了他对她妈妈的爱和愧疚。这一路上她都能感受到。”父亲终于将女儿送到了美国的大学，分别时，他对她说：“你看那朵云，那是最美的积云。你记得要学会看云。人一出门，就要低头看路，抬头看云。”
《望云而行》关于当代中国生活，但“望云”二字则来自古语，有它本身的古意，也有它延伸的古代生活——古代人出门登山是要望云的，属于古人的缓慢而宁静的生活节奏，与今天千里奔袭的生活方式并不一样。在古代，“望云而行”是对天气的依赖，而在这部小说里，“望云而行”则带有了当代人的“主体性”。经由“望云而行”，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绵延不绝的亲情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活节奏、生活期许交互在一起。其中既有对传统情谊的记取，又有超越传统的当代认知——新与旧、古老而现代的生活方式都凝结在这个词语里。我以为，它代表了2021年中国短篇小说作者们的一种内在追求，这是我决定将小说集定名为“望云而行”的初衷所在。
1906年，张之洞发表过一篇文章，说起当年的年轻人的“不学无术”，他们喜欢使用“机关”“团体”“报道”“宣传”这类词，在他看来，这些词对汉语形成了一种“污染”，由此，他感叹世风日下。在那篇文章里他最后说，这些新词肯定会腐朽的。一百年过去了，张之洞的感叹在时间面前早已灰飞烟灭。而他所批驳的新词却在我们的生活中扎下根来，成为了我们的日常用语、我们的生活底色。这让人想到，作为写作者，要有开放性，要有敏感性，我们的汉语要永远保持活力，要依赖于词汇的扩充与拓展。这也是新词的重要性，新词之所以能扎下根来，跟时代有关，更与时代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变革有关。当然，这也提醒我们，尽管以“新”“旧”划分一些词和另一些词的分别，不过是为了讨论方便。其实，新词和旧词并不是完全脱节，它们会互相转化，比如上述小说家们通过对某些珍贵旧词的淘洗，使之成为了新词。
词语“创造”新世界
《地上的天空》（钟求是）是个奇怪的题目，天空怎么可能是在地上呢？但秘密恰恰也在这里。一个爱书人离去了，他留下珍爱的图书，也留下被人猜不透的情感故事。小说中有两句关于他情感的密码，是他最后留下的话：“一句是：对书上的文字，一双眼睛便是一次公证。另一句是：在对不起上面贴上邮票，从那边寄给这边的你。”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不怕了，他愿意让别人见证自己收藏的情感和来世的日子”？没有人了解，在这部小说里，离去的朱一围生活在天上，其实也生活在地上。小说由一个深有意味的词语出发，对另一些词语意义进行解释和拓展，进而引领我们重新认识一种生活理念乃至爱情理念。
徐则臣的《船越走越慢》里，当船的确越走越慢，意味着事件发生，也意味着故事开始，“在我的办案史上，从来没有哪次时间过得比这一次慢。我在风雨落到芦苇荡的巨大喧嚣声中，听见了秒针嘀嗒嘀嗒迟缓的脚步声”。但是，船并不慢，而是更快了。“这个晚上老鳖头一次扭头看我的脸，看了得有三秒钟。然后转向前方，从怀里摸出铁皮酒壶，一手攥着，只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拧开壶盖，咕咚灌了两口。少陵醉。酒壶塞回兜里，船速猛地加快了。”小说里，“船越走越慢”中有加速度，也有缓慢推进，无论快与慢，其实都别具意味，其中埋藏有令人动容的情感内核：瘸腿的辅警别大伟在一次执行任务的工作中牺牲了，战友们在追踪凶手。
读2021年的短篇小说，观察小说家们对词语的挑选和使用，也会想到写作者的想象力问题。写作者们的想象力会受制于语词本身，他需要浸润在词语中，熟悉它的气息和秉性。只有如此，他对词语才会有心领神会的本能。他要知道这些词从哪里来，知道它用在哪里最合适，最恰切。哪些词语和哪些词语组合在一起可以顾盼生辉眉目传情，会生成一种节奏感，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声音。这一切依赖于写作者的想象力和语感，依赖写作者的创造性。如果写作者的想象力枯竭、语感贫瘠，那么他笔下的词语便会呆板无趣，面容可憎。——关于词语的搭配永远都是令人着迷的。有时候只需要找到一个词，只需要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或者只需要在千言万语中提炼出一句话，于是一个新的风景便慢慢展开。
我以为，作家应该有能力将自己的题目提炼成“诗”，好题目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深具辨识度的独一无二的诗句。想到现代文学史上经典作品的题目，比如“春风沉醉的夜晚”“生死场”“倾城之恋”；比如当代文学史上的题目，“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永远有多远”“是谁在深夜说话”；又比如新一代作家的标题，“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如果大雪封门”“致江东父老”……这些题目一出现便过目难忘，会吸引读者的好奇心，会让读者感受到词语搭配所带来的美感和意蕴。
当然，对词语的熔炼功夫也不只限于汉语世界。一如“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一间”“自己的”“房间”，无论是在汉语世界还是英语世界里，这三个词汇都是普通词汇，日常词汇。但是，当伍尔夫把“一间”“自己的”和“房间”放置在一起，当房间前面定语成为“一间”“自己的”时，我们已经默认了一个女人，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一个可以独处空间的重要性。当这三个语词组合在一起，便生成了熠熠生辉的语句，构建了新的文学观、新的女性观、新的世界观。
想到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著名的开头了，“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句话里涵盖了过去、未来和现在，而叙述人则是正站在“过去”和“未来”的中间进行叙述。句子里的词语是日常语词，但是当它们被马尔克斯搭配在一起，便意味着一种新的美学表达，它切实传达了何为魔幻现实主义的语法，这一语法深刻影响了八十年代中国作家的美学追求。也想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新写实小说。当我们读出《单位》的第一句话：“小林家的豆腐馊了”，便意识到九十年代文学气息扑面而来，小说对物质、金钱的聚焦与凝视最终蜕变为了一种语言方式，这样普通而非凡的一句话深深影响了我们后来的阅读趣味和生活趣味。
词语是试纸。词语是链接。词语是媒介。它们看起来冷冰冰，似乎毫无温度，一旦被作家挑中和另一个词语组合，便会燃起火花。从这个意义上讲，词语在小说家那里也是密钥，运用得当将意味着打开新的大门。其实，作家是词语的魔法师。作家要有驯服词语的勇气和本领。作家驯服语词的过程，其实便是成为语言大师的过程——好作家依靠词语开创新的美学，构建小说与世界、小说与人的新关系，那种借由语言之美所生发的影响力，是长久、深远而又令人回味无穷的。（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