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在人们头脑中构建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认知框架，使国际社会一些民众对中国存有误解误读和负面认知。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逐渐完成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角色转变，其中既付出了巨大努力，也遭受了来自一些西方媒体的攻击和偏见。然而，面对前所未知的病毒，中国不掩饰、不回避问题，以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国际舆论氛围发生改变，令诸多对华的偏见和谣言不攻自破，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的契机。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西方主流媒体曾臆测中国制度缺乏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笃定疫情会拖垮整个国家，因而一直借疫情说三道四，诋毁、污名化中国。而随着中国国内疫情的缓解和全球范围内疫情形势的加剧，西方社会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中国疫情防控的经验逐步得到正视和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在当前全球应对疫情的形势下，中国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并高度评价了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作出的努力，使得从“偏见”到“共识”的转变成为这一时期最值得关注的一大趋势。
一直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存有误解误读和负面认知，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多次海外调研中，笔者发现，外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总体评价基本是积极正面的，如认为中国有崇尚和平的特性，中华民族乐于学习、充满善意，中国人温和、智慧、坚韧、勤劳、有归属感等。然而，与外国民众的评价有所不同，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依然对中国存有负面认知，即对中国作“有罪推定”，将问题的根源归于中国，由此衍生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危险论”等。国际社会对中国存有误解误读和负面认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一些国家的民众对中国依然有认知局限，由此导致了对中国的担忧甚至是错误解读。一方面，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众沉浸于对自身辉煌历史与自我美好生活的认知中，对外界包括中国的现实情况没有了解的意愿和兴趣。笔者在英国访学时，曾经申请到一户英国家庭生活一段时间，其聊天内容多涉及他们的个人生活，对中国学者讲述今天的中国并没有表现出过多兴趣。这样的情况虽然是一个缩影，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外国民众用“难解之谜”（enigmatic）等词汇来描述中国，这与一些西方媒体将中国描述为“一个陌生、奇妙的世界”不无关联，这也为他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带来了一定限制，由此导致其形成这样一种思维惯性：一旦出现突发事件，人们往往会将其与中国挂钩，认为“一定是因为中国”“怎么又是中国”。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散蔓延，身处海外的中国同胞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疫情的威胁，更有一种由时隐时现的歧视而带来的无形精神压力。“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歧视与盲目仇恨。”国际商会丝绸之路室执行主任让-盖·卡里埃认为，“最可怕的不是病毒，而是始终坚持认为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威胁，是致命病毒、危险技术和思想的来源”。凡此种种，皆反映出部分外国民众在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方面的局限性。
其三，一些外国政客对中国的阐释带有“先验性”色彩，贴上其想象中的政治化标签。一些外国政客习惯于用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来映衬他们国家的合法性及其道德与制度的优越感。美国西北大学布鲁斯·卡明斯教授曾经对当代美国人想象中国的特征作出这样的评论：“对于美国人而言，一直以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隐喻。……对于迷失了方向，需要一个可怕的‘反叛国家’来界定其使命的、开支庞大的五角大楼而言，中国是一个隐喻（伊斯兰世界不够清晰，而伊朗又缺乏足够的重要性）；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中国是一个隐喻；对于将如何把民主的完美带给蒙昧的、有缺陷的世界视为其使命的理想主义者而言，中国是一个隐喻；对于把自己想象为适合人类所有国家和地区而不能认识人类之间真正区别的美国政府而言，中国是一个隐喻。”因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形象是否客观准确似乎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的“解读”有助于凝聚国内共识，彰显其自身的伟大。
其四，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成就存在“酸葡萄”心理。近年来，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的发展成就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是‘平衡’的力量，是对美欧力量的平衡，中国会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改变全球的政治经济版图”等一些国际社会的认同之声不绝于耳，同时也一遍遍刺激着一些西方国家及其主流媒体的敏感神经。一直以来，有西方主流媒体习惯于对中国形象进行反角度叙述，而当中国遭遇突发危机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不免流露出“幸灾乐祸”的心态。虽然处于同一个世界，但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认知是不同的。长久以来，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及西方基金会在人们头脑中构建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认知框架，而想要打破这种观念桎梏，进而拥有国际话语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危机也会成为契机，会让人们重新审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认识中国的贡献和价值。
面对前所未知的病毒，中国不掩饰、不回避问题，其所采取的历史上最严格、最果断、最积极的防控措施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使国际舆论氛围发生改变
此次的疫情防控是一场相当严峻的斗争，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疫情蔓延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数据最有说服力，2020年3月12日，中国本土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个位数；13日，中国新增境外输入病例首次超过新增本土病例，这意味着疫情防控重心开始转移，中国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同日，《纽约时报》刊载文章称赞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标题简单明了——《中国为西方争取了时间，西方却把它浪费了》，其对中国防疫工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此外，随着疫情在国际社会愈演愈烈，BBC、《卫报》等西方媒体也一改批判性论调，转而开始分析中国成功遏制疫情发展势头的经验。
面对前所未知的病毒，中国所采取的历史上最严格、最果断、最积极的防控措施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为其赢得国际社会认同奠定了重要基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社会民众对一些西方政客无所作为的失望：有的国家采用“顺其自然”的“佛系”策略，寄希望于“群体免疫”；也有不少国家“有心无力”。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在中国，听到最多的就是，救人，救人，救人”“目前疫情在全球多个地方暴发，找到合适的抗疫方法对缓解全球恐慌情绪十分必要。对抗疫情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勇气，从疫情防控实际效果，以及如果不加紧控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上考虑，中国的模式可以复制”。2020年3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多地视频连线形式共同举办分享防治新冠肺炎中国经验国际通报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发言指出，中国经验的内涵主要包括八个方面：一是统一高效的指挥体系；二是依法、科学、精准的防控策略；三是关口前移、重心下沉的防控模式；四是统筹调配医疗资源；五是密切协作提升救治能力；六是广泛运用高新科技手段；七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抗疫理念；八是深入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整体来看，中国的防控策略、方法、技术、标准和案例等均经受住了实战检验，并愿与国际社会分享，助力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为全球抗疫作出了重要贡献。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临危不乱，采取创新性举措，为全球疫情防控打造了样板。其中，通过大规模设立方舱医院来防控疫情，是我国公共卫生防控与医疗的一个重大创举，其不仅避免了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也防止了医务人员职业暴露，这也成为人类抗击传染病历史上的一大先例。2020年2月3日，中央指导组决定设立方舱医院，三所总共4300张床位的方舱医院于29个小时后建成。“生命之舱”共14家，从开建到休舱的37个日夜中，共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12000余人，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借鉴方舱医院集中隔离轻症患者的经验来控制疫情蔓延。在方舱医院设立之初，一些外国媒体质疑医院内的设施和环境，更有媒体对其进行抹黑，出现了将方舱医院称作“集中营”的论调，致使一些人被误导。但事实胜于雄辩，方舱医院不仅在控制疫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还成为了充满正能量和人文关怀的温暖之地。在疫情防控中，伊朗等国家也开始借鉴这一有效经验，宣布在疫情严重的多个省份征用展览中心、停工工厂等场地建设“方舱医院”，此外，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巴西等国都纷纷开建临时性的“方舱医院”。这也证明中国遏制疫情的一系列举措正在不断产生积极影响。
随着形势的转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例如法新社指出，“中国正从作为致命冠状病毒疫情中心的形象，转变为有能力帮助遭受重创的地区抗击这种疾病的全球专家形象”。越来越多遭受疫情的国家对“中国药方”的采纳和认同，有助于其进一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也为中国智慧的展现提供了契机和平台。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大重要代表，中医药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截至2020年3月3日，在全国确诊病例中，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病例达到92.58%。数据分析显示：中西医结合组与西药组相比，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减少了2天，体温复常时间缩短了1.74天，平均住院天数减少了2.21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外国人对中医的接受程度大于中药，他们能够接受针灸、推拿按摩、太极养生等，但对中药认同度不高。目前，中医针灸已经获得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认可。早在2012年7月，澳大利亚就对中医、中药师进行全国注册管理，这使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以立法方式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但即便如此，国际社会对中药的整体接受度还远远不足。中医和西医在治疗原理、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各国文化观念的不同，是影响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彰显了其独特优势，中国也向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捐赠了中医药产品，并选派中医药专家赴外支援。可以说，全球范围内的疫情抗击，为中药走向世界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机遇。
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诸多对华的偏见和谣言不攻自破
面对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中国以自身行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2020年3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的重要讲话，其中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形势令人担忧。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如今，世界各地人口流动的日益便捷与频繁，客观上加快了流行性疾病的传播，有专家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一种流行病传遍全球仅仅需要36小时。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与践行者，而健康与安全是人类的共同诉求。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需要不断加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全球联手方能取得胜利，历史如此，现实也是如此。例如，对于天花病毒，1813年疫苗开始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等地广泛普及，最终天花病毒被成功抑制；寨卡病毒源于非洲，2016年开始在多个拉美国家呈现暴发式传播，这同样促进了多国在寨卡疫苗研发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与协作防控；1976年以来，世界各地出现埃博拉病毒病例与疫情的次数共有30多次，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扩散规模史上最大，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底发表的数据显示，埃博拉出血热疫情肆虐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西非三国的感染病例（包括疑似病例）已达19031人，其中死亡人数达到7373人。对此，全球共同抗疫，成功控制了病毒的蔓延。期间，中国曾连续4轮向疫区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现汇和物资等援助，共计价值1.2亿美元；派遣1200多名医护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赴疫区及周边国家，累计完成样本检测近9000份、留观诊疗病例900多例、培训1.3万名当地医疗护理和社区防控骨干。
在抗疫过程中，民众也会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西方媒体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并且其不客观、不公正的态度会备受质疑。一些西方媒体常常拿“透明度”来说事，强调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但实际上却常常有意抛开客观报道原则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例如，一些西方媒体不约而同地炒作“台湾抗疫经验”，称台湾以“民主”方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效显著，世界卫生组织应重新考虑所谓台湾“加入世卫”的问题。这样的报道不是“雪中送炭”，而是“火上浇油”。
疫情无国界，这样的危机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是毁灭性的，因而其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大敌，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应对。此次疫情抗击，使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能力以及中国担当。2020年3月19日，我国首次实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零报告，这为全球抗击疫情带来了信心。中国从一个“危险的国家”成为相对安全的国家，从“受援国”转而成为“援助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也遭受了来自一些西方媒体的攻击和偏见。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诉苦与表态并不多，而是踏踏实实地解决问题，与不少西方国家推卸责任、各扫门前雪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由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疫情期间，中国不仅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用于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也向疫情严重或医疗条件薄弱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联社评价，“战疫情令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你能意识到伟大的国际团结是不存在的，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写在纸上的不过是童话罢了。今天我寄了一封特殊的信，我们对于在困境中唯一能提供帮助的人期望很高，那就是中国！”中国人民争分夺秒、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坚决行动和显著成绩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使诸多对华的偏见和谣言不攻自破，为世界各国传递了抗议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在全球化时代，机遇是全球化的，风险与挑战也是全球化的。任何疫情可能发生在中国，也可能发生在世界任何国家。只有在危急时刻相互支持，人类社会才有可能拥抱美好健康的未来。在危机时刻，任何诋毁与歧视都是无用的，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以及今天时时刻刻处于变化中的世界。
（本文转自：人民论坛）
作者简介：
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中国外交、文化产业与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建设等领域。
出版专著《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中信出版社），数十篇“一带一路”研究报告上报中央，是多部委与省市“一带一路”规划的特聘专家，并为数十个省市委中心组、央企中心组讲授《“一带一路”与中国跨越式发展》、《“一带一路”的文化经济学》。相关研究成果包括：《纠正“一带一路”建设的十大错误认知》、《找准“一带一路”建设的十大痛点》、《“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城市》、《“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企业》、《在西欧寻求“一带一路”突破口》、《“一带一路”的新加坡思路》、《文化经济学中的“一带一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