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道海防潜入中国
我到达香港的那天，去汉口的飞机就停航了，因为汉口的沦陷已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日本人正逼近广东，挤压由英国人控制的九龙。若说英国人紧张的话，我比他们更紧张。按原定计划，我应该先飞去见“我们的领袖”蒋总司令，然后去长沙建立谍报总部。这本是中国情报之父戴笠的原意。他的名字像一些部落神明一样是个禁忌，所以我们以“刀斧手”的代号称呼他。日本人的占领和轰炸，迫使我们改变了原定计划。林（陪同的中国军方人员——编按）通过中方地下机构的无线电，与刀斧手取得了联系，之后便宣布，我们将在三小时后乘“法属印度支那号”轮船出发前往海防。
我本来就很不安，因为我用的是假名，随身隐藏武器，又带着三箱有关间谍活动、密码和解密的资料，非常害怕被捕。去海防却让我更加惶恐。万一真的被捕，这些罪名的刑期相加，无疑要超过我的寿命。乘船去海防等于去招惹日本军舰，自取灭亡。日本人很有可能登上我们的货船。真那样的话，那我就完了：我不仅使用假名，还带上假护照。
林为这次行动准备好了所需的假文件：一本贺伯特-奥思本的护照，一份已注射霍乱和天花疫苗的医疗证明。医疗证明上的日期是十天前的日子，这是进入印度支那的必要条件。我确实打过这些防疫针，而林却从来没有注射过，也不打算注射。不过，在战争时期，这只算个小小的风险罢了。
天黑后我们溜上了货轮。旅途当中日本军舰为了炮轰中国的一个小港口，几次命令我们的货轮停驶，除此之外，我们去海防的航程可谓平静无事。但是那几次停驶都让我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每次我都屏着呼吸，直至日本军舰驶离，才透一口气。
到海防后，刀斧手的便衣特工和我们接上了头，且一路行贿，让我们过了海关。我的假护照没有被发现，我可以放松一下了。过中国边境时，假护照是不会出问题的。
事实也证明我的预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是在等了三天之后，才赶上去昆明的窄轨火车，因为火车每周才开两班。被迫停留期间，无所不能的刀斧手非常周到地给我们提供了娱乐消遣。他的特工带我们去了一个可以跳舞的低级酒吧，不断地让我们喝香槟。在那儿，我和一个黑牙齿的美丽安南舞女一起尽兴地跳舞，一直玩到凌晨两点。
刀斧手在海防的军统便衣特工帮了大忙。到昆明后，又有一个便衣特工出来帮忙了。虽然去重庆的飞机票一个月前已订满了，他还是给我们在一架运输机上弄到了座位，那架飞机满载着五加仑一听的高性能汽油。飞行员是一个叫伍兹美国人，在中国已经飞了6年了，在这一带名声远扬。在去重庆途中，他把飞机交给副驾驶操纵，和我谈了半小时。他非常小心地避免询问我的情况。对此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不想向他撒谎。在避免探听别人事情这方面，在东方的外国人与在西方时没什么区别，相互间不问私人问题。但有些事情是不言自明的，除了政治活动或犯罪活动的需要，还有什么事情能驱使我这种白人这时跑去重庆呢？伍兹出于好意，提出将我安置到泊在重庆江面的美国炮艇上，因为那里已没有别的地方适合居住了。我告诉他，这些事一概由我的翻译处理，他听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并换了个话题。
一路上，飞机都在云上飞行。中国的真面貌我是一概没有窥到。最后，我们奇迹般地穿出云层，在长江当中的一个小沙洲上降落。在小岛北面是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两河围成了一个地势崎岖的三角地带，重庆市就建在这片土地上。鳞状的淤泥、竹造的小屋、低矮阴暗的石头房子零星散布在四周，眼前的这一派灰拜景象真令人沮丧，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未来的一切，将是充满邪恶。
行至市区时，我的抑郁心情还是无以驱散。一条小舢板把我们载到一个峭壁脚下，上岸后，我们坐上滑竿，沿着峭壁，上了三百级台阶。台阶尽头处，是一条泥泞的街道，一辆汽车等着我们。车子顺着一条狭窄弯曲、布满黄包车的公路，穿过城市的西门，来到一幢四层的小公寓楼前。公寓坐落在重庆市的北界，可以俯瞰嘉陵江。
在重庆戴笠住所落脚
我的办公室和供我居住用的几个房间，都在公寓楼的三楼。这房子感觉像是刀斧手在重庆的藏匿处。他在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处这样的房子。林很自豪地向我展示了卫生间。在人口超过一百万的重庆市，这样的卫生间不超过六个，属稀罕之物。一个男听差给我们递上了热毛巾和两杯滚烫的水。我以为那杯热水是用来洗手指的（译注——西方人没有喝热开水的习惯），刚要伸进去，却看到林用热毛巾擦了脸，并把那杯烫水一口喝了下去。见我诧异，林解释说，喝生水是很危险的，只能喝从长嘴茶壶里倒出来的水，因为那是煮开过的。我说我情愿喝苏格兰威士忌，甚至可以不加冰或凉水，而且是对着瓶口直接喝。
两个便衣工作人员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我们坐在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围着圆桌用筷子吃。我被安排坐在了传统的上座，这是一个正对着门的座位。所以，任何敌人都休想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地袭击我。晚饭上了无数道的菜，大部分的菜，我都搞不懂是什么。这顿饭吃了数小时。吃饭过程中，我们举着盛着热腾腾黄酒的小酒杯相互敬酒。说着‘干杯’，即喝光的意思，把酒一口干掉，并互相亮出杯底。经过长时间一轮轮的敬酒，三个中国人的黄脸变成了红色。而我，也并不觉得很爽。
“这顿饭要吃多久？”我最后逼问林。
“我们的贵客要吃多久就吃多久。”
“那么，”我说，“贵客想睡觉了。他怎样才能结束这顿饭呢？”
“站起来就可以了。”林说。
我努力站了起来，客人们也都成功地站起来。他们向我鞠躬，拿上帽子和大衣，再次鞠躬，然后才离开。对于中国的这种习俗，我必须稍作解释：客人离开时，总是非常的干脆利落，就像赛场上的拳手，没有冗长和令人厌烦的告别仪式。尽管我喝得尽兴，客人的离开也让我很开心，但上床时，我还是忧心忡忡、情绪低落。这套公寓里冷得刺骨，连酒精都无法将寒冷长久驱散。我的窗外，是一个黑暗、拥挤、浓雾弥漫的城市，里头住着一百万黄种人，他们行为奇异，内心的想法无法为我所知。虽然‘重庆’的意思是天堂（译注——作者对中文的理解显然有误），但是我宁可住在同样拥挤的印地安那州的沃新顿，即使那里不叫什么天堂。
早晨也好不到那里去。天又冷又湿。在铺了薄棉垫的硬竹床上睡了一晚后，我浑身的骨头都在疼。到处没有一点热气。穿上外套了我还觉得冷。林不知道在哪里，厨子去了菜市场。男听差没弄明白我的手势，没给我送来吃的，却送来一瓶威士忌。
那着实让我乐了一会儿。但是我很饿，又不敢出去找吃的，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我和男听差们根本无法交流。我从墙上取下一张重庆的小地图，示意他们跟着。我指指地图，然后指指大门上写的中文地址。两个驻守的警卫也加入到这个游戏当中来。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明白我的意思，其实我是希望他们告诉我公寓在地图上的位置。
没办法，我只好尽最大努力，把门牌上的中文字画了下来，然后迈向大街。两个门卫跟在我的后面，摇着头示意我回去。我不管，照旧呆在外面，抽着烟。当我把没抽完的香烟弹到街上时，一个半裸的黄包车苦力，像飞起来的鱼一样，一把将烟头抢到手里，脚步丝毫不乱。我又点了几支烟弹出去，每次都暗中跟自己下赌，看他们抢烟头的速度到底能有多快。我数到的最快记录是五秒钟。这时，头号男听差把我叫了进去，并把我介绍给一个穿蓝布长袍的漂亮中国女孩。女孩向我行了个礼，然后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告诉我，她和叔叔以及其他亲戚住在隔壁。她说，可以让她家的阿妈给我准备早饭,或者她亲自到我顶楼的厨房给我煮几只蛋。出于客气，我请求她不必如此麻烦了。没可大大失策了，因为她再不提到她家吃早饭的建议。她帮我把公寓的位置在地图上标了出来，陪我到街上叫了辆黄包车。她把要去的地方告诉了车夫，并提醒我说，坐一趟车，单程不要付超过三毛钱车资。随后，黄包车便朝着城边一个肮脏的茶馆奔去。保镖们不顾我的抗议，一路跟在车后。在茶馆里，我就着茶，吃着沾上黑胡椒的鸭肝当早餐。两个保镖生气地在一旁看着我。
回去时，我满大街找礼物，想要回报我的女恩人。但是除了一瓶商标模糊的廉价德国香水外，我什么都没找到。我把这瓶香水送了给女孩，并夹了张纸条，邀请她与我和林共进晚餐。她的回条以不甚准确的英文写到：
亲爱的奥思本先生：我应该说声非常对不起。今天晚上我家已安排了聚会。希望另找机会请你喝茶。非常感谢您的礼物。再见。
陆颂晶（译音——译注）
林回来时，我因为实在无聊，已经喝掉半瓶威士忌了。因为我独自离开住处，林非常生气。我向他保证我非常的小心，而且还让他看了我的0.25口径的翘鼻自动小手枪。当然，这把枪他以前看过很多次了。
“噢，那玩意儿！”他厌恶地说。
为了证明小手枪也很致命，我对着刀斧手的门开了一枪。子弹穿门而过。这让林更生气了。
没有任何来自刀斧手的消息。他因为一些神秘的任务而消失了。没有学生的踪迹，也没有截获的文件要破译。但是一个叫秦莆（译音——译注）的中国学生准备把我的密码资料译成中文。秦莆刚从德国回来的，说话轻声细语。为了消磨时间，我起草了一个密码使用法的基本课程。秦也将把它译成中文。秦是一个杰出的中国学者。英文比林的好，也了解西方的风俗。
努力适应重庆的艰苦生活
林总算给我找来一个烧炭的铁盆。我用来做办公室的客厅终于有了些暖意。但这来得太迟了，我得了我这辈子最严重的感冒，流起了浓鼻涕。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我的右眼渐渐地看不到东西了。每晚我都得把睡房的闹钟放在灯下，而且越挪越近才可以读得出钟上的数字。从我的右眼看去，仆人们穿的单调蓝长衫成了紫色，还一阵阵闪出红光。视线里的物体当中都出现一个空洞，而且空洞逐日扩大。七个下江来的医生给我看过眼睛。他们全都受过海外教育，有的在美国、英国，有的在日本、德国。七个医生中，有六个说我的视神经受了损伤。第七个医生持另一种看法，坚持我是得了虹膜睫状体炎, 即我的视网膜给血块盖住了。而这些症状是因为我身体某个地方感染造成的。他说，感染可能是结核、梅毒、淋病、牙炎、扁桃腺炎或其它炎症引起的。我做了两次梅毒化验，每次都是阴性。去一家教会医院照了X光，也没问题。 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淋病的症状和任何其他感染。然而该医生并不为这些确凿的证据所动。 看来我可能得了早期的结核病。虽然早期结核病可以导致虹膜睫状体炎，通过X光却检查不出来。这使我想起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约1500年～1571年，意大利雕塑家、金银工艺师、作家，著有自传《致命的百合花》——译注）回忆录中的一件事。书中讲到，他在吃色拉时，发现碗里有闪烁的小颗粒。他马上意识到有人要暗杀他。如果小颗粒是用磨碎的钻石做的话，他就完了。但如果杀手因贪小而用玻璃代替，将钻石拿去卖钱，那他还有活路。但是他得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知道结果。这期间，他除了牵挂自己的症状，无计可施。想到这，我决定还是先把我的鼻窦炎治好再说。如果这还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我就飞到香港去看医生。中华航空每晚都有一个航班到香港，当中必须飞越日本人的防线。
直到这时，重庆还未出现逃避日本人的难民，我未来的学生们同样没有到达。将领们倒是大批先涌到了，带来了他们的家眷、仆人和小老婆。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将领们不管手下曾有多少人投敌或战死，总能凭权势钱财支配所有交通工具。我的车还是没有运达，但却满眼都是汽车，里头坐满了中国官员。这景象让我很气愤。我要求林给我搞一部车。他倒有替我搞到了，让我用了两天。但昨天车子又没出现，号称是在做维修。
我住的地方是条死巷，没有人力车，必须淌过泥泞的巷子走到大路上才能叫到车。可我既没有橡皮套鞋，也没有靴子。中国鞋的尺寸对我来说又太小，买不到现成的。昨晚在去看电影的路上，我终于因种种不顺，忍不住大发雷霆。没想林看了居然大为佩服。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当上驻华盛顿的武官，这样就能学到所有美式脏话。昨晚林的耳朵着实过了把瘾。大概从杰克逊政府以来，还没有像昨晚那样，在这么小的范围里充斥着这么多的乡下脏话。从此，林的美国式词汇里，免不了会有臭袜子的气息了。我请林向‘二号’转达了我的众多想法，其中包括我对那些偷了我的车的贪腐将领们的不满，我还要求二号收拾那些黄杂种们。我是有意发作的，期望这能起点作用。除非我使点手腕，否则永远得不到工作所需要的便利和工具。车本身只是一个小问题而已。
我去了几次市中心。尽管我带着枪，可以自我保护，两个保镖还是形影不离。林不敢把他们撤了。他说，除了日本人可能搞行刺外，我每天还面临被谋杀、绑架和抢劫的危险。我相信刀斧手到重庆后，会对这里的治安进行整顿的。
从主路坐轿子或黄包车去市中心只需花两毛钱中国钱，相当于美元三分钱，但我还是经常步行，因为这段路不过就两英里。那段路街道很窄，两边停满了黄包车。汽车几乎无法对驶。商业楼宇都是用深色的砖或石头造的，没有一幢超过四层高。人行道上挤满了中国人，大多身穿破布衣或掉了色的长衫，间中掺杂些身着制服的军官，或穿着黑色或蓝色新衣的有钱人，他们的老婆或是小老婆则一身绫罗绸缎或裘皮大衣，一路跟在后面。这些人替街景添上一些两点。每当有外国人在伫足朝商店橱窗观望，或点支烟抽几口时，他就成了中国人好奇心的焦点，被众人笑着观望。
在街边地摊上，可以用极其便宜的价钱买到手工制作的梳子，牙刷，苍蝇拍，袋装中式糖果，花生和西瓜子。其中最吸引我的东西是用来清耳屎用的耳挂，那是一根细棍，一头是缠上棉花的小勾。肉店的门外挂着宰好的猪和牛，同时还摆满腌制的鸭子，皮蛋，豆腐和其他美食。街边的牙医用粗糙的锤子，凿子和钳子给病人治牙，看上去就像博物馆里陈列的施刑场景，令人不禁毛骨悚然。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给不识字的人代写家书的。他们迅笔疾书，一笔一划地写下神秘的像形文字。
重庆有三家电影院，条件都一样的糟糕。池座是五毛钱一张票；楼座是八毛钱。为了面子林总是买楼座的票。楼座看电影固然清楚，看台上和过道里奔跑的老鼠也更清楚。美国的闹剧都配上了中文字幕，好让中国人可以更好的明白电影里的情节，中国人看了是高兴得又叫又笑。这里放映的新片子都是两年前的了。我上一次看的是英格兰国王乔治的加冕仪式和前总统塔夫脱的葬礼。
这里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生活在这种异国情调的氛围中，我有种很奇怪的孤立感。这个国家如此之大，人口超过四亿五千万人，占全人类的五分之一或更多，想想都让人不知所措。无数的人死于洪水和饥荒，却几乎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消失。不出几年，空白就会被填补上。在西方国家，平缓的人口增长曲线使所谓的马尔萨斯定律仅仅是种理论。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马尔萨斯定律却是紧迫和恐怖的现实，因为两国都崇拜祖先，坚信每个男丁都必须有儿子。当这些国家经过工业化，人口变得更稠密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该怎么办？即便水霸破堤，黄水泛滥全球，也比不过所谓的黄祸吧。幸好，两国人民都是平和的人，不轻易去征服别国。而且，除了执着于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之外，他们非常聪明，也可教育。他们所受的教育与他们的旧传统及迷信之间，将有一场竞赛，看最终谁能胜出。但是要教育中国的四亿五千万人和印度的三亿五千万人是一个巨大的、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谁去做，又如何去做呢？
戴笠指示为我安装浴室
离开乔治家时，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我住的那条死胡同对人力车来说太陡了，只好等空轿子了。不久见到了两个浑身湿透的轿夫，我对他们喊道：“去神仙洞街。”。他们停下茫然地看着我。我又重复一遍我住的那条街的名字，他们还是一味摇头。我递给他们一张纸，上面写着我的地址。他们却又目不识丁。一个中国绅士正好经过，看了一眼我那张纸条，对轿夫说“神仙洞街。”两个轿夫这才笑着点头，表示明白了。在我听来，那位绅士的发音和我的并无不同，但是中文的意思常常由音调来决定。在他们听来，我刚才说的街名，肯定是不知所云了。
在强劲的雨中，他们把我抬到去我家的岔路口便停了下来，把轿子往地上一放。我下来指着去我家的那条路。但是他们却摇着头，伸出要钱，嘴里叽叽喳喳地说着些难以理解的话。我把钱给付了，大声咒骂他们。到了这个时候，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便在齐脚腕的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家走去。
我开心地想，回家可以泡个热水澡了。迄今为止我和林都是到市中心的一个澡堂子洗的。除非整个地方都给将军们和他们的姨太太们包下，否则，我们总可以在那里要一个烧炭取暖的包间，里头有睡房和热水浴池。但现在，我已经有自己的浴室了。在刀斧手的电报命令下，和我睡房相连的小房间已被改装成了一个浴室了。浴缸、抽水马桶和洗手盆都是用本地的水泥和白卵石造的。其它构件则是从香港空运来的。下水道穿过花园的墙通到地下，排泄物则由工人们收集了拿到码头上当肥料卖掉。我泡浴的水是由工人们用木桶和扁担从五百级台阶以下的长江挑上来的。水挑上来后，就倒进我窗下的一个木桶里，然后再手工把木桶里的水抽到我屋顶上的另外一个木桶里。完了通过重力原理，水就由管道流到浴室了。整个工程也就在那个下午完成了。
我们出门吃晚饭前，林曾对我说：“今晚，你可以泡个热水澡了。”
“热水澡？”我问，“河里的水冻得跟冰似的。”
“一半用河水，一半用厨房烧的开水。这事老蔡会办的。”
在门口时，我已经又湿又脏。满怀对林承诺的热水澡的期待，我摇了门铃。上楼后，我发现老蔡正拨弄我那两加仑的暖炉。每当我回到家时，他总是表现得很忙。
“林先生没回来。”他告诉我。
毫无疑问，不幸的林一定还在找我。我开始脱鞋。老蔡表示要帮忙。
“没关系，”我告诉他。“我自己可以搞定。去给我拿瓶威士忌来，给我准备泡澡的热水。”他没听明白。“威士忌，热水澡，”我重复道。把英语简化后，中国人才容易理解。
他给我倒了一大杯威士忌，完了就站到一边不动了。
“热水澡，”我大叫道，尽管喝着威士忌我还是打着抖。“热水澡，明白吗？”
“我明白，顾问。对不起。没有热水澡。”
“见鬼，你在说什么？”我追问，忘记他只懂洋泾浜英语，“没热水澡，为什么？”
“没水就没热水澡，”老蔡说。
我把他拖进浴室，指着屋顶，我说，“很多水。”
“那里有很多水”——他苦笑着——“但这里没水，”说着指指水管。
我打开浴缸上的水龙头，然后开始骂街。
“管道，堵住了，”老蔡欢快地向我解释。
“上帝呀，帮帮我吧。”我自己嘀咕着。又喝了杯酒后，爬进了被窝。为了逃避林地怒火，他到家时，我假装睡着了。
获蒋总司令接见
今天下午，在刀斧手缺席的情况下，曾将军带我去见了蒋总司令。会面是在昨天定下来的。林平时总是穿西服，这次接到了命令，必须改穿中山装。蒋总司令是不赞同手下穿西服的。林赶忙到裁缝那做中山装，要求今天下午两点前交货。中午时，上装好了。下午两点时，裤子也好了。中山装的款式与一次大战时美国军官的制服一样，甚至连铜纽扣也一样，只是裤子是长裤，颜色变成了黑色或蓝黑色。
会面定在四点。三点时，我就把香港买的那套蓝色西装穿上了，里头是仅剩的一件上过浆的白衬衣，专门留着这种场合穿的。与在美国洗衣房里工作的广东人不一样的是，重庆本地人从来没听说过给衬衫上浆，也不会熨领口和袖口。
四点快到时，曾将军就到我这了，然后，我的车便尾随他的车出发了。各部门的总部办公楼大都在市中心，但曾的车却朝城郊驶去。到市区边缘时，我们驶上一座小山，停在一幢两层的灰砖屋前，屋子外面围着高高的砖墙。我们到达时，房前的空地上已经停了几部车。曾将军把一个信封交给四个哨兵中的一个。后者阅毕，招呼我们进门。走上几步台阶，进入一个巨大的前庭。墙上有了望台，由持枪哨兵把守着。
房子本身大概有十个房间，很朴实。一个穿蓝布长衫的中国人一句话不说，接过我们的帽子和外套，把我们引进一个小房间。小房间里摆着一张空桌子和四张直背椅子，没有挡板的壁炉正烧着炭，这我在重庆还是第一次看到。房间的地上铺着本地产的廉价地毯，墙刷的是白色，窗上挂着廉价的遮光布。房间里没有鲜花，没有照片，也没有画。
蒋总司令众多秘书中的一位出来接待我们，他是个姓李的年轻人，用英文作了自我介绍。他穿的也是中式服饰。透过一扇敞开的对开门，我看到另有十来个身着中式服装的中国人在低声交谈。我们也是用耳语谈话，至于大家为什么都这样，我也不明所以。林因为要作翻译而非常紧张，他两手冒汗，不停在擦。我也被这种紧张的氛围感染，这种氛围直到另一个人的到来而打破。来人身材高大魁梧，一身鲜蓝的制服上挂满了勋章。此人正是法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法国人进门后，李先生就把我们引到另一个房间。在那儿给我们倒上茶，还给我们递上了必不可少的热毛巾。我尽最大的努力不停说话，希望不至于冷场。可是林和曾将军却一直紧张，一语不发。
最后，又来了一个中国人把门打开，鞠躬。林和曾将军示意我走在他们的前面。我们跟着那个中国人，经过一段走廊，进入一个大房间。房间的装饰同样非常简单：墙是光的，窗上挂着遮光帘。房间另一头有个敞开式的壁炉，炉边放一把有软垫的椅子，椅子前站着一个消瘦的男人。他身穿黄色卡其布军便服，脚上是双中式的纪闲Ｋ辉渥按裁淮魅魏窝隆⒘煺隆⒓缯乱焕喽鳌?o:p>
我停在门口，等待他的示意。他微微俯首致意，用右手朝沙发作个手势。大家都一言不发，也没有相互介绍。我在他的右边站了一会儿。他先示意我坐下，又让林和曾将军也坐下。入座后才发现，李先生和一个中国速记员也跟着进来了。速记员迅速坐下后，马上俯身在速记本上。我很吃惊，因为我以前还不知道，原来中国字也可以速记的。
我坐的位置离蒋总司令只有三英尺，因此可以很近距离观察他。他的头发两边剪得很短，头顶上的头发或许还不到半英寸。他灰白的唇髭修得很短。感觉上，我是和一个学者或是一个哲人，而不是和一个伟大的领袖在一起。
他说话时，直视我的双眼。林翻译道，“总司令问这是否你第一次来中国？”
我告诉他是的，但是我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我的回答被翻译完后，他又盯着我的眼睛接着说话。
林翻译道，“蒋总司令说，他知道你已经有很多年了。”
我想，他一定是读了我写的《美国密室》的中文版本。我倒是没收到一分钱的中文本版税。不过，现在提这事，好像不合时宜。我对林说，“在美国，连学生都知道蒋总司令和蒋夫人。”当林翻译时，总司令乐滋滋地笑了。
中国官员和外国人初次见面时，总要先说一堆客套话。过去几次无不如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次，在回答总司令的问寒问暖时，我告诉他，我渴望能跟人说说英语。他听到我的请求后，马上要求李先生给我找些既信得过，又会讲英语的中国人来。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上去很真诚，并非表面客套。蒋总司令还说：“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不舒适，一定要来跟我说。”我觉得，他说这番话时，完全是真心实意的。
接着，他就问起了我的工作。在我回答时，他听得很聚精会神，还不时打断我，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最后他看了看右手边小桌上的一张纸，我猜大概是日程安排吧。随后，他便起身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道别，欠了欠身，淡淡地一笑。在门口，我仿效我的中国同伴，停步向他鞠躬。他还站在原地，瘦消而又孤单，至少我这么觉得。
仆人们帮我们穿上外套。门口地哨兵向我们敬礼。当我们离开时，看到又来了一小队士兵，我猜是换岗吧。
在重庆总会结识新同胞
天气越来越热了，气温达到了华氏95至110度，湿度也达到了96。从下巴每分钟滴下多少汗滴，或从墙上淌下多少水，我就能判断出湿度有多高。我每天要把里里外外的衣服换三次，包括袜子，衬衣，内衣，白西装，那可怜的“阿妈”要不停地洗。尽管如此，我每天大部分时间还是浑身上下湿哒哒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电风扇时刻不停地对着我吹。在家里也有三台风扇，两台在客厅，一台在我的卧室。晚上我睡在蚊帐里。现在已经很热，棉垫子睡不住了，换上了竹席。枕头里的填充物是一些本地产的软草。风扇对着我通宵达旦地吹着。
如果轰炸机不出现的话，我一天的行程基本上是这样的：上午晚晚的进办公室，中午1点到3点之间吃中饭和午睡，然后再回办公室转一圈。晚上在家吃晚饭，然后到市中心喝几杯粗劣的中国白酒，刮个脸，玩一局撞球游戏，或者其他什么可以消磨时间的游戏。我只有在晚上才能更好地集中精神，所以经常在深夜独自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笨驴看到我房间的灯亮到很晚，就给我写了一张亲切的小条，以示和解。小条的内容翻译如下：
尊敬的顾问：
你工作得太辛苦了。所以，我想您至少应该在礼拜天到南岸去放松一下。在那里，我为你和你的保镖们安排了骑马活动。那里比较凉快，因为有许多林荫道。在任何情况下，您都必须在有保护的前提下前往。
您忠实的某某
于是，上礼拜天，林翻译、吴翻译便陪我去了一趟，没带护卫。那里的马很温和，大概和雪特兰群岛的小马差不多大小。这些强壮的小东西能轻松地攀岩爬坡。我们骑马一直去到第一峰的峰顶。回来的路上，我们看到一个穿短裤的外国人走进一个小区，便下马跟了进去。结果发现，这里原来是‘重庆总会’。我们认识了俱乐部的总裁和一个叫舒尔的美国人。总裁是一个中欧混血儿，而那个美国人则是管理人员之一，红光满面,体格壮实。舒尔很高兴见到美国同胞。他在重庆市区开了一家小型制冰厂，本人则住在长江北岸靠近两江汇合的地方。由于俱乐部的酒吧不接受现金，他先让我用他的名字签单,并答应安排我加入俱乐部。俱乐部的会员都是泊在江边的美国战舰上的军官、外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少量的外国顾问、中国海关的员工、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流亡者。
第二天，我意外发现那位中欧混血的老兄是南岸一家进出口公司的经理,颇为惊喜。我有一位住在香港的美国朋友给我寄了美国香烟、咖啡和杜松子酒。我和林去为这个冒险的包裹清关时、遇到了他。他的那家进出口公司从我的香港朋友那里购买了一辆卡车, 给我的东西就装在车里。其中一部分物品的收件人写我的真名贺柏特·雅德礼，另一部分的收件人则写我的假名贺柏特·奥斯本。这便造成了混乱。这两票货的单据都在我手里。我只能向混血儿解释说，贺柏特·雅德礼现在人在乡下，我是他的授权人。混血儿客客气气的，却难以置信。这实在怪他不得。
我们付了整批货的运费和关税，让小工运回我在重庆的小屋。那些东西购买于3个月前，当时价值中国钱6000元。在今天的重庆市场，按批发价算，也已经值12000元了，帐面的盈利已达6000元。我准备与林和吴平分这笔利润。两个人都是好人，帮了我很多。他们是不会接受我的金钱馈赠的，但如果分利润给他们，就可以既奖励他们，又让他们很有面子。他们每人分到了2000元，相当于他们一年的工资了。我自己的利润倒是虚的。最初的6000元中国钱相当于600金元。但是现在，由于金元增值迅猛，当初买货的6000元加上利润2000元，总共8000元，目前只值535金元，我等于净损失了65金元。也就是说通涨超过了利润。作为商人，我实在不算本事。但着眼长远，我还是希望，通过中国的银行提供的利率20％的贷款，运用他们制定的银行业游戏规则，我可以打败这些中国的夏洛克。
认识舒尔几天后，他给我来了张便条邀请我共进晚餐。他住在一座5层的公寓楼，顶层整层都是他的。公寓带一个与楼面齐宽的阳台，在阳台上可以俯视长江。我带了一瓶进口杜松子酒作为礼物，这样，我的帐面利润又少了100元。晚饭前，我们与中国银行一位荷兰籍顾问及他那娇小的中国情妇一起喝掉了那瓶酒。我们边喝边聊。荷兰人的情妇几乎不会说英语。
晚饭后，我们坐在装了纱窗的阳台上，沐浴在温暖的夕阳中。江水的颜色渐渐变深，舢板和小船上的油灯像火蝇般开始闪砾。天地间慢慢就充斥了琥珀般的光色。一轮满月照亮了江对岸的第一峰。就在这时，预报轰炸机袭击的汽笛突然长鸣起来。
荷兰人和他的情妇怕过江拥堵，迅速离开去躲避。他们走后，舒尔拿出了一瓶自酿的杜松子酒，一份在中国用作公共汽车燃料的酒精、煮沸过的江水、和一瓶合成的杜松子浓缩剂。在这些东西的基础上，我们加进一样他自己工厂生产的东西，一种汽水类的饮料。这种饮料是用电解水和合成香精制成的。最终的混合饮料味道实在不敢恭维，不过，因为加了真正的冰块，多少有些改善。我马上向舒尔订购了他自制的冰箱和每天的送冰服务。我后来发现，所谓的送货就是自己来取。
“轰炸机要两个小时后才会到，”舒尔说。“我们满好利用这段时间饮酒强身。”
“为我们的罪行干杯，”我说，举起酒杯。
“这倒是从来没听说过，”舒尔说着把酒喝下。“什么罪行？”
“这是印地安那州流行的祝酒辞，毫无疑问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祝酒的人说：‘为我们的罪行干杯，’然后你应该回答说：‘让我们因为强奸而被绞死吧。’假如是给一个女孩子祝酒，而她又答对了，那么第一个人就要接着说， ‘要是强奸快发生了，那就放松。’”
“很有情调。”舒尔赞同地点点头，接着呛了一口。我刚才也呛过，因为那是人工合成的酒。“很好，”他抑郁地说，“总比在长江上慢慢死去强。”
过了一会我问，“你上一次回家到现在有多久了？”
“差不多30年了吧。”他说。
想想这么久，都让人害怕。
“我永远不会回去了，”他接着说道。“我不知道回去该作些什么。”他倒了另一杯酒。
为了转变话题，我问，“空袭时，你都躲到哪去？”
“到附近的一个岩洞。要一起去吗？”
“不了，我有岩洞恐惧症。我母亲惩罚我时，就是把我锁在厨柜里。”
“岩洞像地狱一样，”舒尔说。“可恨的中国卫兵不许你说话。那天一个士兵向我们吼，要我们安静。他说飞机会听到我们说话的。那么你呢，你都躲到哪儿？”
“哦，随便找个地方，或者干脆就不躲了。如果我没喝什么酒的话，我就开车到成都路上去，如果我喝了几杯酒的话，我就在我的小屋里上床睡觉。”
“你喜欢你住的地方吗？”
“还可以。但吃的东西太单调，我希望能多点变化。我自己用进口的番茄种子栽了些番茄，但发芽时，黏土把它们窒息死了。我正在考虑是不是买头牛和几只鸡，这样就可以挤牛奶喝、有新鲜鸡蛋吃了。现在天热，乡下来的食物进城前就变质了。”
舒尔听后，对我表达了一点点同情。
“你这个疯子，”他说。“那头牛肯定挤不出牛奶，佣人会把鸡蛋偷光，而老鼠会把鸡吃掉的。”
我说：“至少值得一试吧。我还想做点番茄汁，冬天时喝。”
“你很快就会了解，在中国任何尝试都是徒劳的，”舒尔愁眉苦脸地说。“我也尝试过自己生产瓶装的番茄汁，但是中国人太脏了，以至于所有的瓶盖都被发酵的气体炸飞了。但是眼见为实。如果你想试一下的话，我可以给你些瓶子和盖子。”
酒精已经开始对他起作用了，他看上去有点醉，突然变得骂骂咧咧的。他责骂两个被他抓到，在偷听我们对话的听差。他给了其中一个男孩一个巴掌，又把另外一个打倒在地。
“我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又听不懂。”我抗议道。
“他们当然能听懂。中国政府派他们来监视我。我以前的两个好听差在第一次轰炸时逃跑了。我在考验这两个男孩。我打他们，如果他们不逃的话，那就说明他们是间谍。”
以这种方式来考验佣人，决定留用谁，这让我很感兴趣。我也告诉了他“妈妈”与司机的故事。他听了大为高兴，把公交车用的酒精放到一边，开了瓶进口的苏格兰威士忌。见我们的关系已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我趁机问他，重庆总会委员如何处理我的会员申请。
“那个该死的混血儿投票反对你加入，”舒尔说。“我要把这事搞大，”他阴沉地说。
“我倒希望你别那么做，”我说，不想别人过多打听我在中国的事。
舒尔笑了，狡猾地眨巴着眼睛说，“我告诉他你是个重要人物，否则的话，你就不会坐在政府的车子里到处跑了。我希望你卖给他们一票货，但是，如果你想做生意的话，别忘了我的10％哟。”
原来，他们是这么议论我的，把我当成是大军火推销员了。但是这并不能解释那个中欧混血儿反对我加入俱乐部。
“那个混血儿为什么反对我加入？”我问到。
“他说你有两个名字，而一个有两个名字的人，一定有什么东西要隐瞒。”他喝光了玻璃杯里的酒，又倒了一杯。“我告诉那个黄种狗娘养的，美国人只要愿意，他就可以加入，哪怕他有十个名字。”
饮酒作乐和哥们义气催生的愉快氛围，被防空警报的尖叫声赶跑了。那女妖精似的哭号让我在3秒钟内清醒过来。
“我还是赶紧回到车里吧，”我说，“趁我的司机还没丢下我逃跑。”
“我也得离开了，”舒尔说。“有空再来。别忘了在你的佣人身上用我的方法考验他们。如果他们跑掉，就说明他们没问题。如果他们留下，那么他们就是被雇来监视你的。”
纳妾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这里有一个上海歌舞厅，奇迹般地没有被轰炸破坏。它的经营者是一对有着八个子女的夫妇，自家的三个漂亮的女儿也在歌舞厅表演。这个歌舞厅和其它的不太一样。一般的歌舞厅大多有一个中式乐队，使用的乐器包括单弦儿、鼓和刺耳的唢呐。演出的中国女孩站在台上，在乐队的伴奏下，通过鼻子发音，声线又高又尖，没有任何面部表情或手势。如果顾客喜欢她，他们会暂停嗑瓜子而大叫：“要得嘛！”、“好！好！”。逢上她心情好时，就拿茶壶里的水漱漱口，一口吐在台上，再接着唱一段儿。
如果你给旁边的服务生10块钱，她就一定会为你再唱一曲。这钱同时把你介绍给了她的鸨母，如果你看上去还算有钱，她会请你去那女孩儿的房间喝茶。如果你真想和那女孩儿发生关系，你次晚再来，这次把10快钱给那个鸨母。当那个女孩唱完了以后，舞台上会有人挂出数字牌子，这个牌子表示有多少人追求她，越多人追求，她的身价就越高。为了刺激你的欲望，这个程序可能会持续几天，最后，鸨母会同意一个价钱，让你把她带回家。
这个上海歌舞厅有些不同，长柄五弦琴的配乐，悠扬悦耳；女孩子们的演出，动作丰富。所以，整个表演很好看。
吴翻译、林翻译和我，在苦闷的工作之余，开始光顾这家歌舞厅。很多时候，我们会和爸爸、妈妈和他们的三个女儿（我们昵称她们为“三处女”）一起回家。他们住在河边，一个建在岸边淤泥上、高于涨潮水位的竹楼里。
“三处女”不是供人一夜作乐的，要得到她们，就必须娶她们，或买下来作小妾。两者都需要供养她们衣食住行一辈子。吴在“三处女”面前为我大肆吹嘘：“他是个富有、善良的商人，他想买一个小妾。”三姐妹的年龄分别是十六、十八和十九岁，个个笑颜常开。其它的五个孩子都还小，他们透过墙的缝隙偷看，格格地笑。爸爸觉得有生意上门了，叫人去买一壶黄酒来。“处女们”只喝茶，因为是淑女，所以也不抽烟。稍有需要，她们就站起来为我们倒酒和点烟。一切都斯文到难以形容，话题也是一样：谈天谈地，就是不谈价钱。直到吴隐讳地问，他们才说让我下次来再谈。
我们下次又去了戏院，每人给了10块钱“上牌钱”。在冗长的仪式性洽谈后，爸爸终于说需要把4000块存到他的银行户口，以及3000块到他女儿的户口。
“告诉爸爸，”我对吴说，“我并不想买他们全家。”作为中国人的吴，不想得罪人，没有直译。所以，我们没有讲价就离开了。两周之后我们又回去了，时间令爸爸软化了一些，最新的价钱是3000块给他自己和2000块给他女儿，共降了２０００块。因为售出一个女儿有点戏了，妈妈便对我眉开眼笑，她问我看中哪一个。吴说：“最小的妹妹。”
我听懂了这句，忙说：“不，我要大姐。”妈妈称赞我有眼光，说最小的妹妹很反叛，但大姐的脾气很好，善良又听话。讲到这儿，处女老二和老三讪讪地离开了，剩下老大对我满面春风。我想，平时她逃不出妈妈的看管，但一旦成了外国人的小妾，就可以轻易地私会情人了。
5000块中国钱是大约200金元。吴告诉他们，人家老外需要考虑考虑，因为这笔钱数目很大。末了，吴问：“怎么让老外确信大姐从来没有沾过男人呢？”
妈妈容光焕发地说，她可以保证女儿们都是处女――她是从来不让她们离开自己视线范围的。虽然她信誓旦旦，我仍有些将信将疑。不过，还是问老大，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她使劲点头道：“原意，原意。”
我们准备走了，爸爸、妈妈和老大脸上流露出失望神色，他们和吴、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他们同意把价钱再降1000块，”吴告诉我说，“统共只有4000块了。”
“告诉他们，”我用谈生意的口吻说，“老外需要考虑考虑。”再三地告别后，我们离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去戏院，想继续谈谈。三姐妹唱完歌后，妈妈接受了我10块钱的“上牌钱”。但没有邀我们一起回家。“三处女”好像已经从父母家搬出来了。我错过了机会。“三处女”被以4000块一人的优惠价，批发给了一个来这里展示驱逐机的美国飞行员。但是，她们给他带来了霉运，我们一帮人在一个掷骰子游戏里赢了他７万块。我因为后悔之前错过了机会，邀请他把老大以3000块的“折旧”价让给我。他同意了，让我给他3000块。我让他打张欠条，他就写：“我欠你处女老大——价钱3000块，麦斯。”然后签名。
我们同意，如果他那晚上运气转好的话，他可以赎回这张欠条。俗话说的好：“借钱给人玩儿骰子，最后倒输要清仓。”他虽然没有清我们的仓，但也赢回了他那7万块的一半和那张欠条。
可能这样也好。如果我真把老大搞到手，就要永远供养她。除非我离开重庆，否则永远不能逃避这个责任。（巩予炎 罗荔丹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