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柏桦/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年4月
简介
一本在中国大陆只闻其名未见其书的“名著”，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回忆录，一个时代文人生活的隐秘关系谱。书中涉及到与北岛，顾城，海子等近百位当代先锋诗人之间的交往，对他们的写作惊醒了描述和分析。曾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具有很强的冲击力。“柏桦在书中很是慷慨地抖露他写作的一些秘密，一些重要而奇特的诗篇诞生的始末。这些细节贯穿全书，是十分引人入胜的。当代汉语诗歌为何重点选择了四川、南京等地来显灵，这真是一个大谜。柏桦的《左边》正是给我们讲解这个谜”——张枣 “一个‘私修’的文学史。”——李陀
第一卷 忆少年（1962—1978）
向黄昏、向暗夜迅速过渡的下午充满了深不可测的颓唐与火热的女性魅力（如今我更乐意称之为母亲般的女性主义魅力），而我的母亲正是那个“下午少女”的化身。这个永在“下午”的少女后来真的当上了母亲，她把她那“下午速度”的热血输送到我1956年1月21日刚出生的身子里。
蛋糕
一、 蛋糕
下午(不像上午)是一天中最烦乱、最敏感同时也是最富于诗意的一段时间，它自身就孕育着对即将来临的黄昏的神经质的绝望、罗罗嗦嗦的不安、尖锐刺耳的抗议、不顾一切的毁灭冲动，以及下午无事生非的表达欲、怀疑论、恐惧感，这一切都增加了一个人下午性格复杂而神秘的色彩。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下午性格的人。
这令人紧张得如临悬崖（我后来曾写过一首诗《悬崖》）的下午，生命在此刻哪怕听到一丝轻微的声音都可能引起本能的惊慌，可能被吓死。
向黄昏、向暗夜迅速过渡的下午充满了深不可测的颓唐与火热的女性魅力（如今我更乐意称之为母亲般的女性主义魅力），而我的母亲正是那个“下午少女”的化身。这个永在“下午”的少女后来真的当上了母亲，她把她那“下午速度”的热血输送到我1956年1月21日刚出生的身子里。
下午成了我的厄运。克服下午，我就会变为一个新人：一个军人？一个工程师或一个合法的小学教师？而培养下午，就是培养我体内的怪癖，就是抒情的同志嚼蜡，犹如我后来写的《牺牲品》那样：这抒情的同志施虐灌汤、夸大其词、无中生有，他会天长地久吗？而时光已经注定错过了一个普通形象，它把我塑造成一个“怪人”、一个下午的“极左派”、一个我母亲的白热复制品，当然也塑造成一个诗人。
左边第一卷忆少年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童年全被母亲的“下午”所笼罩，被她的“词汇之塔”所紧闭。母亲是下午的主角，冥冥中她在履行一种可怕的使命。
日复一日的下午，母亲烦乱的心急促地颤抖着，搅动着那狂怒的符咒；她要废尽一个孩子的词汇，她只有这个古怪的男孩可以折腾。母亲——我把她称之为一个空中的激情者——一次又一次向下俯冲，她相当准确地清算了我在“下午的大地”上犯下的错误(那是一些什么错误呢？一个孩子无所事事的行动之错误，或者说是为了填满时间而绞尽脑汁去玩耍的错误），更多的时候是“物”的错误；那“物”已指向道德上的过失或升华为五颜六色的精神分裂。（这“物”我马上就会谈到)。我，一个逗号般的男孩却像星星般动荡不宁，在母亲下午的训斥下(母亲的训斥都在下午)不得不笔直地站在她面前。时间一长，我会产生幻觉，喉咙发痒，血管里奔涌着尖叫……突然，热中的下午又快速变化为冰里的下午，我不知多少次仅仅只差一秒钟就疯掉了。我在热昏的恍惚中最初只看见她快速的言辞覆盖我无知的“好动症”，紧接着狂暴的血(少年血与母亲血)完全乱套了，声音凄厉呼叫，像闪电、像刺、像夏日翻涌的海潮之针扎向或轰向我“可耻的”的小身体。下午的“犯罪经过”被母亲无穷地揭穿、鞭挞、一针见血，我的小型愚蠢(在母亲眼里却是大型的、不可饶恕的)被凝结成踉跄、吐出、痉挛、假死或假睡但绝不是去运动、去敲响、去穿过、去冲破。
我们公然无助地这么对立着，为“物”或为她喜怒无常的“下午的悔恨”。细胞在剧烈地运动，情绪的双方在经历永无休止又不知疲劳的下午共同的“长征”。那长征已养成了一个艰巨而绝望的习惯、彼此不容忍睡眠并挥霍掉口水的真诚；那长征已抵达“三个蛋糕”——一个诗人最初的闪光点。
事情发生在我6岁的一个下午。这天我并没有疯但也并不好玩。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也玩不掉这个下午，它太长了，太复杂了，也太难了，对一个孤零零的6岁儿童来说简直无所适从(父母已上班，我被锁于家中)。儿童只能把握10分钟的事物，玩两分钟的邮票、两分钟的图画、两分钟的金鱼、两分钟的木头手枪，或者一分钟的鞋、一分钟的梳子，而我却要把握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下午。那只能是一个作家专注于痛苦事件的描述才能把握的不知不觉地流逝的下午，是成人宁静的耐心才能把握的白日梦的下午，是紧张而激动的情人为了黄昏前的约会而精心修饰、反复对镜化妆才能把握的无限幸福的下午。
我的下午就是一刻不停地挤走时间，就像蜡一刻不停地燃完它最后一滴细小的油。我开始翻箱倒柜，寻找一切可以玩耍的东西。我甚至在一盒色彩各异的扣子里流连了整整一个小时，我反复摇动这个盒子，一遍又一遍静听扣子的清脆声响在我的耳畔。在这之前的两小时，我的确破坏了一把梳子，梳子的三个齿被我打断；破坏了一个茶几，它表面的一个斜角被我用锯子锯出一个小缺口(我又拼命用手把它擦旧，即便父母发现时会产生一个错觉，那是一个老伤口，可我的父母当然知道这是今天下午的一次严重破坏行动，他们怎能原谅我的愚蠢呢)；破坏了一辆玩具汽车，它已无法启动。
下午5点钟，我已再无东西可玩了，但离6点似乎还很远、很长。这6点，这茫茫宇宙中一个人为的钟点似乎漆黑难辨、永无尽头。
失望和疲惫减退了我折腾的热情。突然，我发现一个墙角落的黑色小铁筒。我一把将它拿在手里，打开一看，啊，好像一份我正期待的礼物从天而降，好像这礼物早已决定在这时来抚慰我失去自由的饥饿的心。是的，我好像是有一点饿了；是的，三个蛋糕在最后一刻才把我推向好玩或时间的高潮。
三个蛋糕静静地躺在对童年的我来说太幽深、太黑暗的筒底里，我的小手伸进这芬芳幽暗的筒子取出这三个蛋糕。我观看着它们美丽金黄的形状，闻着它们捂久了而一下集中散发开的面粉的醇香，然后一口一口慢慢地将这“美的幻象”逐一吃掉。吃，对儿童绝对是一种绝对的玩耍的形式，所吃之物理所当然就是玩具，而如何开始第一口，并怎样“不同凡响”地消灭它，都构成了弗洛伊德意义上那个奇妙的“口腔期”快感。关于这一点我长大之后才明白，尤其是在我当上父亲之后才明白。但那时在我吃掉它们的同时，这个下午也满怀它丰富的梦幻色彩一寸一寸向6点钟倾斜。
房门打开了，母亲出现了。然而下午，接近黄昏的最后的下午，教训开始了。
“下午听话没有？”母亲问道。
我茫然不知所云，还沉浸在蛋糕的温暖里，也弄不懂这句话的道德意义。
“下午听话了没有？”母亲又问了一句，声音有一点不耐烦了。
这句话重复两次之后像一个符咒立即打断了我的“温暖”，我如梦初醒，赶快回答：“听话了的。”
“那好。”母亲边说边检查房间，梳子断了、茶几缺了、车不动了，更重要的是蛋糕居然被偷吃了。“你还说听话，你在说谎。”母亲突然大为生气。
我知道她最恨的人就是说谎的人，生平第一不能容忍的事也是说谎的事。而小时候，我在母亲眼里总是说谎，长大后朋友们又认为我诚实得过了头，这里面确实有些微妙。正好像小时候我们被反复训练成诚实的孩子，长大后又被引导着去说些善意的谎言。谎言本身是为了接近诚实，而诚实却只是另一个谎言。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谎言莫过于诚实，反之亦然。
母亲的脾气越发越大，她激烈的话语铿锵不绝，仿佛要把我当场淹没在她滚烫的热血里。她已承受不了她自身的伤心、痛苦、厌烦的加速度，她弯曲起她娟洁的食指猛烈地敲打我不听话的脑壳的四周。我糊涂的脑壳年仅6岁，它在热得令人窒息的“下午少女”的敲打下好像飞出了我的身体。这个下午，这个“不诚实”的孩子必须起点变化了。但“一般来说，内在的变化是不可能被跟踪的，如果这些变化还谈不上质变的话。有些变化在发生的时候，你自己往往是觉察不到的。”（布罗茨基）我并非专门去等待“质变”的到来，直到33岁的某一天我突然写出了《教育》，“质变”的谜底才被揭穿。
变化从何开始，悲又从何而来，我到底错在哪里？我只感到害怕和愤怒(这也是我最早大致理解的词语)。害怕漂浮不定，愤怒却使我清楚地想到了“李逵”。上周末，我去书店，我看上了一本连环画，封面是手拿双板斧的水浒英雄李逵，他满脸胡须翘起、圆睁双目从遍布树林的山岗奔跑下来。我很喜欢这怒放的形象（因为他不像我，因为人总想成为他人），为不能立刻得到它而万分焦急直到晚上，直到第二个黎明。25年后，这离奇的李逵又重新接上了童年的某一点，但已没有了“愤怒”。一个盛夏的下午，一位专为尸体化妆的老头在重庆观音岩一间低矮、潮湿的小酒馆里一边饮酒一边指着我说：“你是杨志，你这位朋友就是李逵。”酒意朦胧、词不达意，梁山泊、李逵、下午、一个朋友……
而这个偷吃了三个蛋糕的下午，尽管自责(由于害怕)会袭上心头，但同时一种对未来无名的反抗激情，对普遍下午的烦乱激情(不是吗?我尽了这么大的努力才完成的这个下午理应受到夸耀但却遭到敲打)，对本已完美的事物百搬挑剔的激情也开始在我内心萌芽。我以离奇古怪的热情和勇气从此渴望迅速长大、迅速逃跑、迅速自由。
在另一个冬日的黄昏，我终于冲破了下午越燃越炽的教育，挣脱了我那日课式的千锤百炼的完美主义训练（我现在甚至以为这种训练是普天之下的母亲最乐此不疲的人生志业，如我后来教书时认识的一位女研究生，她狂热地读我的诗，几乎不是读，是吞！她说每天必读我的诗，不然就活不下去。我的诗已成了她每日必服的药片，她说这些“药片”可以医治她童年的创伤并有效地对抗她无比凶猛的完美主义母亲；而张刚，另一位年轻的日语教师甚至为我的《震颤》流下惊恐的神经质的热泪）。
那一年我9岁，第一次弃家出走。出走是由一位脾气古怪、性格烦乱的老处女引起的。她是我的语文教师，又胖又矮，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她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又是下午）折磨她收养的一个男孩，不停地骂他并用一个黄色的直尺打他的手掌。那天下午，她恨我上课时的好动症，放学后将我关在办公室，一边呓语翻滚、空话连篇，一边大胆地用她那粗壮的“50岁”的手指戳我的前额（唉，又是母亲般的惩罚形式）。我已不能准确地描述那时的心情了，直到长大成人后当我写出：这恨的气味是肥肉的气味
也是两排肋骨的气味
它源于意识形态的平胸
也源于阶级的多毛症
——《恨》这时我才清楚地恢复了对那个下午的记忆。的确那个语文老师是多毛的，我记起了她多肉的嘴唇和唇边密集的绒毛。我也记起了她的神态，她在寒冷的下午困难地滚动着她的身体，直尺在她手上换来换去，烦躁不安。
那个下午，她果然通知了我的父母。而我却有我的办法，更大的愤怒压倒了害怕，我已打定主意拒受教育，不回家。
下面这一段应该写得让人停止心跳，但我却只想将它尽快讲过。
冬日的黄昏，凄凉透骨，不懂事的孩子在学习逃跑。
我走得并不远，在家的附近徘徊。天越来越黑，童年的嗜睡症袭上头来。我走到一幢熟悉的大楼的避风角落(那角落里散落着一些潮湿的破砖)，安全地蜷缩在那里，不知悲伤只觉饥饿地望着夜空，直到沉沉睡去。
事到如今，我才明白这一夜是我走向诗歌的第二步(在这之前我已以三个蛋糕为代价迈出诗歌的第一步)，这一步同样不是书本之诗而是生活之诗。9岁的我虽不会抒情，也不知道这“愤怒”所酝酿着的“精神分析学”的被伤害感和被抛弃感。但没有这一夜我就不会在15年后与波德莱尔的《露台》相遇，我就不会以我后来的“冲锋的青春”歌唱我的生活。作为诗人，尤其是一个极端左翼的抒情诗人，我命该如此。我感谢这逃跑的第一夜，它把我送往人生“表达”的路上，它至少高于蛋糕、高于现实。那真是一种对抗着又包容着激情与神秘的(并不开口说话的)诗歌黑夜！
一觉醒来就宣告教育的结束，这翅膀硬了的鸟可以飞了；一觉醒来(1990年在寒冷的北京)对身边另一位17岁的“大诗人”杨多乐（他现在叫杨典，除诗人身份外，也是一位年轻的古琴大师和杰出画家）说：“要写诗吗，不要像我从‘下午’开始，上午9点更接近真理……”说着说着我因干燥的天气而流下伤心的鼻血。
脚步已经跨出，鸟儿已经飞走……
逃跑以它一连串的惊叹号，以无穷的“9”的速度从这一夜开始偏离了所谓“听话”的道路(或人生服从的道路)。它公开或暗中一直向左，它使我加速成为一个“秩序”的否定者、安逸的否定者、人间幸福的否定者。随着逃跑不断升级，我理解了“斗争”、“阶级”、“左派”、“解放”这些词语，它们在一个诚实的孩子的注目下显得无限伤感、催人泪下，同时一股近似于自我牺牲的极端热情把我推向“极左”(自恋狂或虐待狂)的尖端。这尖端顶着诗人放肆的特征但没有什么庸俗的快乐。它仅仅为我唤来一首诗的几点闪光以及前途未卜的变迁，除此之外就是肉体的疲乏和灵魂的狂妄。
时光强硬地向前推进。1989年7月，我在北京同我的朋友——一位出色的诗歌翻译家李赋康讨论我的诗歌英文翻译，谈话中，我曾告诉过他我的诗深受父母影响，它的核心是“母亲激情”，它的外表是“父亲形式”。
通常情况下，我这个“下午”的歌者(不像张枣，他是“正午”幸福的歌者)总是在母亲“下午”的氛围里面朝“左边”尖声歌唱：该是怎样一个充满老虎的夏天
火红的头发被目光唤醒
飞翔的匕首刺伤寂寞的沙滩
……
叛逆的动乱的儿子
空气淹死了你的喘气和梳子
……
愤慨的夏天
有着娟洁的狂躁和敏感
愁绪若高山、若钟楼
……
——《海的夏天》
这夏天，它的血加快了速度
这下午，病人们怀抱石头的下午
命令在反复，麻痹在反复
这热啊，热，真受不了!
这里站立夏天的她，宣誓的她
腼腆的她，喘不过气来呀
左翼太热，如无头之热
……
——《夏天啊，夏天》就这样，在火热的80年代中期，我以绝对重庆夏天的名义、以童年“蛋糕”的闪光反抗了另一位我不愿点名的“下午”的女巨人。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我的斗争为何如此眩目，那是因为我有一个攻无不克的传统——蛋糕——它已伟大、光荣、正确（目前被网民简称为“伟光正”）地成为我生命中最“古老”的象征或最隐秘的出发点。
我并非忘记了时间。1989年冬天，在南京一个初雪的下午，蛋糕的密码终于被我译出。那一年我33岁(一个人命关天的数字)，我透过蛋糕寒冷的“译文”默默地看清了教育的“美名”。教育并不在南充一个受宠爱的昏暗院子里进行(我大略于4岁前曾寄养在那里，我的外公家，对于“幸福”我是善忘的)，也没有在幼稚园老师的呵斥下进行(即使如此，我也失去了记忆)，教育在一个下午，我的家里进行(它虽已成过去，但却刻骨铭心)。那可怕而令人着魔的古老“蛋糕”，教育通过它的松软、香甜惩罚了一个儿童，它对我产生“不幸”的影响。但我天性中“下午少女”的性格却又通过它反对了任何形式的教育，这一点尤其令我欣慰。从少年时代，直到后来的青年时代，教育都曾引起我强烈的反抗。只要有人(母亲或老师)对我说，“你不应该这样，你又错了”，我就会偏着颈子或怒目相视或转身逃走。我这种个性使我非常不适应家庭，也不适应这个社会，但适应一个诗人处理他日常生活的悲剧。看看吧，那儿童早就下定决心，要偏执地在未来的一个下午挺身而出。
今天，在我经历了这么多痛苦、曲折、滚烫的生活之后，我明白了这46年前三个蛋糕的意义。我可以无愧地说：那个下午是决定我前途的下午，也是注定了我要歌唱的下午。而值得庆幸的是：我隐秘的歌唱是非个人化的，即便我的痛苦是传记性的。我传播着你的美名
一个偷吃了三个蛋糕的儿童
一个无法玩掉一个下午的儿童
旧时代的儿童啊
二十年前的蛋糕啊
那是决定我前途的下午
也是我无法玩掉的下午
家长不老，也不能歌唱
忙于说话和保健
并打击儿童的骨头
寂寞中养成挥金如土的儿子
这个注定要歌唱的儿子
但冬天的思想者拒受教育
冬天的思想者只剩下骨头
我心红透
二、 我心红透
成长啊，随风成长
仅仅三天，三天!
一颗心红了
祖国正临街吹响
吹啊，吹，早来的青春
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
瞧，政治多么美
夏天穿上了军装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
哦，不!那十岁的无瑕的天堂
——《1966年夏天》一个意想不到的巧合，我于1989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天写下了上面这首小诗。这首诗把我带回到1966年夏天，我如梦的红色(或绿色)的年华，在那里我第一次饱尝欢乐和自由的少年岁月。
那一年“文革”开始，我正好10岁，一枚像章把我带入生活。那一年春天非常短暂。哗啦啦，徐疾有力的风一下就吹开了夏天的第一天，吹过了最后一页我并不留恋的书页。真的放学了，真的无涯的自由来了。小孩子们收拾起书包，大孩子们在勾画长征的道路，我卸下“枷锁”走出课堂、随便奔跑，老师能拿我们怎样。
一个黄昏，我在我家附近的上清寺(位于重庆市中区)玩耍，突然，街上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情景：急增的人群脚步匆匆，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只争这个黄昏。
洪流，人群的洪流，我也随着这洪流莫名地兴奋起来。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这些人在做什么，但10岁的我已隐约感到这宛如盛大节日的欢乐里有一种极端兴奋的气氛。
我被这个城市，这些人群所传染的兴奋搅得心猿意马。这不属于我的，与我真实的心无关的兴奋在黄昏的晚风中激荡，我不由自主地飞跑起来。
突然有人带头高吼：“冲市委啊！打倒某某！揪出某某！”人群开始向市委冲锋。
“这么多的敌人，暗藏的、现在的、历史的‘反革命’，但最大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还有反革命……”我正苦于连不起这黄昏的“新鲜”话语(当然更不可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定是一个“坏”意思)，一阵风过，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女红卫兵站在我的面前。她最多只有16岁，但我却觉得她比我大很多。她微笑着把一枚毛主席像章轻快而准确地别在我幼小的左胸上。
而周围，人群的激流已大部分涌向市委，街上几乎全是红卫兵了。他们身穿统一的绿色军装，腰间扎着紧紧的皮带，左臂戴着鲜红的袖章，袖章上印着三个毛主席书写的黄色大字：红卫兵。这些人仿佛突然从天而降，并突然要来改变我从前的生活。
面对这浪漫的“异国情调”，我一下明白过来，我与这次革命是有关的，我已是其中的一员。同送我像章的女红卫兵一样，同她风一般消失的身影一样，也同大街上所有的红卫兵一样，我理所当然已是一个“红小兵”。
这心在透过一枚像章(它老使我想起一枚微型蛋糕的形状，它的确形若蛋糕)串起另一些美的碎片。
在一群孩子的掩护下，我公然地在厕所抢走了一位正在大便的中年男人的绿色军帽，他欢乐的顶峰眼睁睁地被我夺走，而我却在欢乐的恍惚里戴着这顶空空如也的大军帽一连几天提心吊胆、神情慌张，那是我唯一一次最胆大妄为的革命行动。行动之后，我陶醉于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场面。我记住了红色和黑色，分清了坏人和好人，美与丑、左与右甚至香花与毒草。每一个孩子，当然也包括我，都在日以继夜地细查各种图案，其中一个惊呼：“快看，这文具盒上的图案藏有反动口号。”而我却什么也没看出，非常失落，看来那时我还真的缺乏某种超现实的眼光。在另一个快乐的早晨，我看到一位长得白胖，没有胡子的邮局分件科科长被一群婀娜多姿的女郎用细细的竹条“可爱地”抽打。一个皮肤雪白，痛哭流涕的美人用她急躁而温暖的手指去戳他多肉细嫩的前额（注意：又是用手指戳），科长一边流泪一边承认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不起革命群众。当我后来再见到这位美女时，她身后总跟着一位神秘而不苟言笑的精干瘦子。其他孩子告诉我，这瘦子是一位拳师，他专门保护美人但从不动“搞灯”(重庆俗语，指男女性行为之事)的邪念；而另一位头发如乱草、皮肤干燥的男孩悄悄对我说：“我看见过她洗澡时的裸体……”。科长、美人、拳师、革命，还有像章、军帽和裸体，这足以撩拨起我想入非非的欲望。这欲望曾在老师的帮助下区分过《列宁在1918》电影中一个“天鹅湖”的片段，老师说要正确看待艺术与大腿的关系。而“革命”正在飞速唤起某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禁忌。在革命歌曲的旋律中，我想起的不是无产级级文化大革命或者别的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中学生在舞台上的一个临空劈腿动作，甚至也没有后来的“超我”，只是一个羞愧的“自我”和隐秘的色情“潜意识”。
关于这一点，我后来在布罗茨基的书里也读到了。在那篇著名的《小于一》中，布罗茨基这样写道：色情图画这个无生命物能够使性器官勃起，这恐怕是普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笼罩着清教徒的气氛，一幅名叫《入团》的绘画也能令人性欲勃发。这幅天真无邪的图画百分之百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流派，它的印数很大，装饰着全国几乎所有的教室。图上诸多人物中有一位金发的年轻女郎，盘腿坐在椅子上，裸露出两、三英寸大腿。使我神魂颠倒、梦中也撩拨我的倒不是这部分大腿，而是它和深褐色连衣裙形成的明暗反差。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相信关于潜意识的呓语了。我的梦从来不仰仗象征来进行——我看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乳房、屁股、女人的内裤。这最后一项在那时对我们男孩子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有一个男孩子钻过一排排课桌直向教室的讲台爬去，其目标只有一个——看她连衣裙里面内裤的颜色。完成这一壮举之后，他会用戏剧性的耳语向大家宣布：“淡紫”。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王希苏、常晖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美”在鸣锣开道。勾人幻想的文艺宣传队、二胡或小提琴，它们伴着文艺和红旗随风飞舞、飘扬大地；一种惊人的浆糊在张贴重重叠叠的纸张，各种报纸“东风浩荡”，唤起少年人“雄壮的”表达意识。美并未在“革命”中超越肉体，而是抵达肉体、陷入肉体，甚至毁灭肉体。它在夏季多风的时刻或流汗的时刻让我情窦初开、气喘吁吁、难以启齿。耳边老是响起美人的娇音以及神秘的拳师和美人的关系，响起舞蹈的大腿的暗影以及婀娜的女性的辫子。当然还有死人的无言之声。在江边，在街心花园，在正午滚烫的公路上，我观看过各式各样的尸体，以及乱战中当场喷出的热血。为了度过漫长无聊的童年的上午或下午，我总是在追踪这些兴奋点，而其中有一次观看，才是唯一的，它费时最长，从早上一直看到黄昏，至今仍震撼我心，仍让我不知所云：我和一大帮孩子站在一幢邮局的办公楼下，大家翘首望着二楼的一间房子，都知道里面有一伙人正在打一个男人。这男人叫黄云龙，一个造反派头目，他曾经是那样春风得意，身边总跟着一位“婀娜的女性”。如今这女性的丈夫及这伙人正在折磨他。从早上到中午到下午直到黄昏，那间房子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太神秘了，因为房间的门和所有的大窗户都紧紧关闭，听不到里面的一丝声音，但我们也不走，全围在楼下，也不敢上楼。最后黄昏时分，这帮人平静地从楼上下来，神情自若地走了，最后一个下楼的人将黄云龙踢了下来。顿时我们一拥而上，只见黄云龙蜷缩在楼梯口，头被黑布包裹着，似乎有许多针扎在他的头上，我听到了他沉重的喘息声，这声音渐渐低下去，直到最后完全没有了声音。他死了，死于情欲之美，而我却觉得奇怪，不知这些人是怎样把他弄死的。连续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一个人死前的喘息声和他头上的针，以及他在那个安静的房间里是如何熬过这么长时间的，他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刑法？
情欲之美杀死了黄云龙之后，又深入批判了衣服、头发、甚至花草、金鱼或鸽子，然后它开始塑造新未来，塑造新人性、塑造新真理和新目标（这似乎又是那“五四”时期一切唯新的重演呢）。美得以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统一了而不是分散了。美超越了现实，在日以继夜地走进人民的圣殿——公社、机关、学校、工厂，当然也走进了幻觉中的未来，幻觉中的红风和绿地。美对孩子们重施整容术，把他们抓回“复课闹革命”的短暂而必要的现实。
“老三篇不但干部、战士、工人、农民要学，老师和学生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学，但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一首歌曲(《“老三篇”之歌》)响彻教室，唯一当时不懂的是“座右铭”，而“老三篇”是知道的，它是指毛泽东的三篇名著：《为人民服务》(关于争当革命螺丝钉的问题，也是“斗私批修”的问题)、《愚公移山》(关于继续革命、自力更生的问题)、《纪念白求恩》(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革命援助问题)。日复一日端坐课堂，我迎着响亮的太阳高唱“老三篇”并用它的语言而不是它的思想犯下了一个“错误”：那是在重庆工人文化宫一面夜晚的墙上，我第一次被毛泽东简洁有力的语言所震惊。那墙上写着一条“毛主席语录”：“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一切都好办了。”太简洁了，以至于使我大声纠错式地喊道：“怎么能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只能说一个人或一个苹果。”我话音刚落，一个中年男人从黑暗中飞跑过来企图抓住我，我在惊吓中立即跑掉了。“老三篇”的摇篮曲把一个巨人的语言唱入我的血液，随之而来，仅仅一周我就背下了所有的毛泽东诗词。如梦的“长征”在经历第二次“金沙水拍云崖暖”，一个少年也正用“金”和“暖”代替“粮食”和“钢铁”的语录，他悄然编织起他“悔过自新”的“检讨书”（那个时代的人无论老幼，都写过这类“检讨书”）和最初的文学“长征”之梦，书写毛式古典诗词成了我那时的至爱。
不必停止疯长，青春就是前方。孩子如星、如花，又回到天空和大地，学习被再次推迟、被改头换面、被拥来撞去。抒情磨炼了红心，解放了“道德”，幻想着大腿，又投身风中……那远走高飞的女红卫兵早已消魂地跑过黄昏，带走了一个夏日男孩的原地祝福。紧接着一个狄兰·托马斯式的绿色炸弹开了花，它稀奇古怪地爆炸在一个并非毁灭的大欢乐、大美丽中。
我看见这爆炸的余波，余波中众多诗人的侧影。北岛成长为一个庄严的诗人，一个时代的思考者和批判者，一位毛泽东时代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对他的祖国和人民既严肃又富于赤子之心。新鲜的词汇，高尚的理想，英雄的气概贯穿他整个诗篇，在当时已产生了令人惊讶的效果。他经历了一个红色时代的暴风雨（而这个时代的美和疯狂正在一天天结束），他诗歌中的精神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当民族命运濒临时代最危险的境遇时，他受伤的心仍在勇敢地歌唱并唱彻了和鼓舞了我们民族日渐转弱的气脉。正如一位北京诗人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那样，“北岛是民族魂的代表”。他代表了一个时代呼唤自由、真理、青春、爱情和生命的声音，这声音像电流迅速穿透我们全身。哪里有罪恶，他就挺身而出；哪里有黑暗，他就放射光芒。我还记得重庆的一位民间老诗人马星临曾对我说过：“北岛的诗是虚无主义的。”仅此，我就知道他并不理解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生活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顺从教条及主义的时代。我们的国家（也包括西方国家），对于盛行的、占垄断地位的习惯观念和价值的任何一种批判与否定都会被视为虚无主义。“我——不——相——信！”的怀疑激情绝不是虚无主义的，它饱含了具体的对抗与挑战。诗人痛感于一个真正的虚无主义时代的弊病，并执著地相信在个人和人类的共同生活中会出现新的开端、新的转机、新的局面。1985年，我在重庆遇到他，一次闲谈中他对我说，“文革”时，他“串连”来过重庆，就住在歌乐山，现在四川外语学院的校园里。多多在崇拜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的同时，也造成他“文革”式的璀璨精力和光芒四溢的诗艺翻新；杨黎在他的“语录和鸟”中挥舞他“最高指示”的诗歌“小红书”并以流泪和动辄下跪进行自我批判和“宇宙出击”；万夏以古怪的宋朝式的冥想深陷入“南京大屠杀”的“血色情结”；无产阶级阵营的第一男高音李亚伟在“打铁匠和大脚农妇”的挟持下，在川东山区的一条小河边，被一个中年男性拒绝了一次“搞起来多么舒服的革命行动”；“筷子和茶盅”被8岁的他热烈地牢记并被勇猛地打上“封、资、修”的烙印；如今德里达和罗兰·巴特的赞叹者欧阳江河却在“文革”中期巡回演出，扮演一个浪漫主义的革命战士——“大春”(现代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青年男主角)，他“黑色的结实”在倾向一根轻飘飘的红头绳。而另一位诗人却骄傲地告诉我，“文革”时，最令他难忘的事就是同母亲一块睡觉，假借睡意朦胧把疯跑了一天的脚放在母亲松软而苍白的腹部上，要不就偷看姐姐红卫兵式的雷厉风行的洗澡。而我没有赶上极乐的串连列车，没有赶上毛主席的检阅，一首儿歌在遗憾中伴着“武斗”的炮火夜夜催我入梦：我家小弟弟
半夜笑嘻嘻
问他笑什么
梦见毛主席而我亲爱的梦境除了尸体、欲望和裸体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革命所带来的果实，它不洁地骚扰着一个孩子敏感的梦，这梦成为我长大后无地自容的“罪证”，这梦也伴随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直到另一种“阶级斗争”在我心中唤起另一种革命之火。24年后一个春天的深夜，我在南京农业大学一条尽是沙砾的建筑工地的夜路的中段，和一个身穿军装的女舞蹈演员(我微茫记忆中一个遥远的“红色娘子军”)呆在一起，为了消愁解闷(由于90年代初，浪漫商业对一个诗人的重挫)，为了弥补1966年“革命”的过失，想象的舞蹈在“怀旧”中顺从了我的摩挲。一个男人追回了他少年时代的“青春错觉”，幻美落到了温暖的实处；“衰老的”女红卫兵流下了1990年第二次初恋的热泪，那即将再次成为昔日的热泪……
鲜宅
三、 鲜宅
鲜宅最早的主人叫鲜英，1949年前的四川闻人。他曾作过军阀，因倾向共产党，后放弃国民党军政界，归隐田园，在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建了一座森森的庄园。他在那里修身养性，交结社会各界贤达人士，周恩来、梁漱溟、张澜是他庄园的座上客。据说，他还叫他的孩子拜梁漱溟为师。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亲临重庆会见蒋介石。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曾三次去鲜宅，会见主人鲜英及重庆各界民主人士。鲜宅当时在重庆名噪一时，被社会有识之士称为“民主之家”。
50年代初，鲜英去了北京，作为“民主人士”参与国政，鲜宅留给了他的儿女。
我上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时，常去鲜宅做功课、玩耍，因为它的小主人，即鲜英的孙子鲜述东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
鲜宅俯瞰嘉陵江，它的黑漆大门早已剥落，显得苍凉，门上有两个年代久远的大铜环。这门总是静静地关着，仿佛里面安息着什么古老的灵魂。
它的院子对于童年的我来说，确实太大了。进门后是一排长长的石砌阶梯，让人有亲历古代暗堡的感觉(当年毛主席也是顺着这阶梯进入鲜宅的啊!)，上完阶梯，景色才豁然开朗。以最后一级阶梯和一条各色小鹅卵石镶花小径为中线两边是两个大草坪。左面的草坪一览无余，可以用于奔跑、运动，甚至踢小型儿童足球；右面的草坪有十几株小树散落其间，靠外面的墙角有一棵参天大树，风吹过时，簌簌有声、庇荫蔽日。顺着这中间的小径走二十米就到达了一幢三层小青砖洋楼。
楼里的一切都是旧的。楼梯的每一阶层都镶着黄铜护板，因长年磨蹭而发出稳重幽暗的黄光，这黄光透着一点微微的暗红。真有数不清的房间啊，安静小巧的卧室一间接着一间，到处都是旧时的沙发、旧时的台灯、旧时的书籍、旧时的家具，没有一样是新的，没有一样是我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所用的。二楼的客厅面朝草坪，有一扇巨大的镂花雕饰窗户，春阳迷蒙地洒进来，浅映着陈旧的大圆桌，室内溢满一圈圈古雅暗淡的光晕。我和小鲜常爬在桌边做作业，有时一做就是一下午。隔壁是一间书房，宽敞、舒适、安全，显得暖和而密切并不给人空荡的感觉。有一次这古色古香的书房打开了一小半，我刚巧经过，正看见小鲜时值青春的姐姐闲着无事，慵懒地躺在地毯上，给一只美丽洁白的小猫一点一点喂牛奶。家常的光阴在她周遭静静地徘徊，真是华丽深邃呀。
楼房的后院是一个缺少阳光的花园，各种奇花异草长得很茂盛，中间叠以一些曲折起伏的假山，旁边是一碧暗绿的池水，花园幽寂的小径散发出陈年青苔的气味。那气味还夹杂着花草、树木、池水、假山等各种气味，那是这个庄园最秘密、最难察觉的气味，那是岁月停滞在这儿(不前进，也不后退)的气味，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亲自从左到右闻到什么是旧时代的气味。
我和小鲜常在这湿润的后花园玩耍，攀援树枝、互掷果子、追逐嬉闹；或坐在阴凉得一尘不染的石头上拍香烟盒，寂寞的下午传来两个孩子沉闷的拍击声，他们在争夺一张“至高无上”的彩色图案——“白金龙”(一种香烟牌子的包装纸)或“红塔山”(另一种香烟牌子的包装纸)。
庄园里还住着一个古怪而爱大声吵闹的仆人，他姓杨，终日喝得醉醺醺的，孩子们都怕他。他跟随主人多年，公然养成倨傲的神气，但全靠他大吼大叫才给这个安静的庄园内部倾注了唯一的活力。他的衣服油渍厚重、斑驳黑亮、从不洗涤；头上一年四季戴一顶稀罕的瓜皮帽，夏天也不脱去。他一天到晚出入乌烟瘴气的小茶馆和昏暗而话多的小酒馆，酗酒使他谈吐谵狂、前言不搭后语，脸色不是蜡黄就是酡红。他基本无事可干，只专职饲养三只雪白的大鹅。
这鹅很怪，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又傲慢又费力，但也很美丽。它们一见生人就“嗷嗷”乱叫，陡然变得凶猛无比，好像尽逞了庄园的威风，毫不惧怕地向人直扑过来。
一天下午，鲜述东偷偷带我去了三楼上面的一个阁楼，那里有三间从未有人去过的小密室，唯一一扇小窗永远紧紧地关闭着，因常年无人打扫，到处布满尘埃。
小鲜疾步走进一间密室，搬出一幅大镜框框起的照片给我看，这照片几乎有一米长。我从未看过这么巨大的照片，而且与布满灰尘的阁楼相反，显得非常干净。我们真是吓坏了，难道有人每天来擦净这帧照片的镜框，会是谁呢?总不会是幽灵吧！
照片上的人的穿着和我们现在的人大不一样。有些人穿西装、梳分头，戴着黑色的圆眼镜或细丝金边眼镜；有些人穿长衫、披马褂，无胡须或有胡须；还有一些人穿着英俊的军服，双手肯定地扶着军刀的把手；军刀直立在向外大张开的双腿间。照片上的每一个人不管出自什么职业，个个都很神气，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神气的人。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人?
一会儿，小鲜又从另一间密室拿出一把漂亮的军刀给我看。
下午在寂静中丝纹不动，似乎在我们身边观看。这下午的寂静静得令人害怕，似乎连眨眼的声音都能听见。突然，我们同时都吓坏了，小鲜立即将东西放回原处，我们惊叫着一起奔下楼去。
翌日清晨，我上学途经鲜宅高墙边时，再也没见到一个我每天此刻必见到的老头。放学回家后，听说他已于昨天下午死了。他就住在我家楼下，同我父母在一个邮电局工作。我觉得非常奇怪，昨天早晨我还听到蒋老头咳嗽。他死之前数年如一日每个清晨定时(6点到8点)坐在鲜宅高墙下一片青翠的斜坡上咳嗽。他总是尽力弯腰，努力从薄如一页的胸部震出铿锵的金属声，接着把一口深绿的浓痰吐在无辜的青草和长满青苔的斜坡上。他似乎对鲜宅的庄严和宁静厌烦透顶，要争分夺秒吵醒什么……他偶尔抬头，死死盯一眼过路上学的孩子或不远处一个红光满面正在打太极拳的胖老头。而我觉得他相当恨我，不知什么原因，每当我上学从这里走过时，他都要绝望并专心地恨我一眼，然后坚决地弯下腰去吐痰。他最后的咳嗽声如此残忍，以至于我一想到他就想咳嗽。同时也想到整天被老师或父母处罚的孩子与习惯吐痰的老人或成年人有一种内在惊人的相似性。
随着清晨咳嗽声的亡故，鲜宅重归宁静，但这是它最后的宁静；当时间终于如释重负，鲜宅已悄悄来到它毁灭的前夜。
“文革”在发展，学校在放假，下午在获救。而“文革”初始，鲜家的人全被赶走了，家也被抄了，一家人迁到市中区解放东路一幢拥挤炎热的“社会主义”大楼去住。杨仆人由于被控酒后造谣(他一贯爱说国民党马上就要反攻大陆)，“革命群众”把他痛打了一顿，打完之后，他就消失不见了。
此时，鲜宅已彻底成了孩子们白天的乐园。孩子们在这里打闹践踏，留下生气和创伤。黄昏时，大人们也去那里乘凉、聊天、吐痰。有时大人们也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在这里举行集体活动，比如讲革命故事、听革命歌曲、看革命舞蹈。大人和孩子在这儿混为一谈。鲜宅，这个昔日著名的私家大花园如今成了“人民公园”或“小造反派”们的游乐场。
一个夏日黄昏，吃完晚饭后，我和一大群孩子坐在鲜宅的大草坪上，夕阳的余辉把四周遍布伤痕的小树林的叶子染成暗淡的金黄，晚风从江面吹来(60年代的嘉陵江依然从鲜宅下面流过)，无限凉爽。好动的儿童们在静静地等待，一个故事即将开场(“文革”时我听故事的生活也从此开始了)。
一个清朗矍铄的老者慈爱地看着围坐在他周围的孩子，清清嗓子，抑扬顿挫地说道：“今天，接着昨天欧阳海的母亲被地主逼死后的情形讲起……”我入迷地听着，被欧阳海童年的“斗争”故事所吸引。这就是我听的第一个故事——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一群持枪的中学生红卫兵宣布占领鲜宅并把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设在这里。鲜宅一夜之间又成了指挥革命运动的神秘大本营，这旧时代的院落被赋予一种新的神圣的“左派”意义。孩子们当然不能再在这里随便玩耍了。青春的红卫兵荷枪实弹日夜守卫着，他们的“主脑们”就在这里日理万机，夜夜窗前亮起“八角楼的灯光”，直到黎明透出曙光。
漫长的《欧阳海之歌》戛然而止。新的故事开始了。主讲者再不是老头则是小青年，地点再不是鲜宅而是外面。“欧阳海之歌”已成昨日黄花，“一双绣花鞋”在轻轻走来。
那时听得最多，记得最深的就是百听不厌的恐怖故事《一双绣花鞋》。虽然故事情节是固定的，但每一个主讲者自有一套吸引听众、制造惊险悬念的方法。一个邻居的大孩子成了我们新的主讲人(在这之前，他对我讲过巴金的《憩园》，他说过一句令我难忘的话：“你一定要把‘憩园’想象成鲜宅，这样你听起来就像真的了。”)。他除讲故事外，还喜欢用普通话在下午模仿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中文配音，喜欢半夜三更唱民歌，喜欢上午练习辩论术或读偷来的书。他在一个前呼后拥的夏夜以青年人才具有的敏感的声音向我们一群10岁的孩子说道：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一个冬天的夜晚。大街空无一人，只有枯叶在空中翻卷或在地上扫过时发出的响声。
这时，一个打更的老头独自敲着梆子来到街头。他的眼睛在昏暗街灯下发出浑浊的幽光。突然，他一抬头看见春森路5号一个独立院落的一幢旧洋楼三楼的一间屋子亮起朦胧的灯光，那灯光在黑暗中像一个飘浮不定的幽灵。
他暗自想到：这是一幢常年无人居住的楼房，房子的主人早已浪迹天涯、杳无踪影，怎么灯会在这个寒冷的深夜亮起来呢?
打更人是不怕鬼神的。他迈着年老蹒跚的步子、借着残存的酒意向亮灯的地方走去。
他慢慢推开吱嘎朽坏的大门，走进院子。一股冷风扑面而来，他打了一个寒噤，然后壮起胆子一步一步走进楼房。打更人一级一级登梯上楼，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眼看他就要上完最后一层阶梯到达三楼了。突然，一声惨叫划破冬夜，打更锣随着他整个人乒乒乓乓跌下楼来。
老人面色苍白、双目暴突、惊吓而死。
接着，昏暗的三楼阶梯边沿出现了一双精致小巧镶着银丝的黑色绣花鞋，鞋的头部有一朵赤红的小花，就像蛇正吐出它致命的细舌……这《一双绣花鞋》开始的场景多像鲜宅啊!孩子们挤成一团，都不敢大声出气。仿佛夏夜已变成了寒气逼人的冬夜，仿佛某个神秘的黑影就要显身并一把抓走或杀死其中一个孩子。这时我们什么也听不见了，除了叙述者平静而耸人听闻的声音。多么奇怪的儿童的天性，越害怕就越要听，越听就越刺激，越刺激就越快乐，越快乐就越是我们的夏天。从恐怖的夏天到欢乐的夏天，真是妙不可言。
为了暂时减轻大家的恐惧，有时一个稍大的孩子会指着河的对岸说：“看，炮弹正打向二轻局的大楼了。”
晴朗的夏夜，星星闪烁(明天又是一个大晴天)，一发发炮弹像光芒四射的流星织成音乐的旋律，飞越黑夜沉沉的嘉陵江上空，穿梭般地在二轻局大楼爆炸。二轻局大楼恰好位于嘉陵江桥头，是战略要地。
两派的对攻开始了……孩子们又欣喜地转向听故事，直到故事结束。
真正考验每一个人的严重时刻到了。黑夜、树影、晚风、炮声、故事……一切都使我产生一个幽灵出没的幻觉，一个残杀者紧跟在我的身后，我必须鼓起“超人”的勇气向前。
我从慢慢地走(强装镇静)到飞速地跑(惊恐万状)，终于跑进我家所住的大楼。最可怕的一段已经到达：已死去的蒋老头的房间、黑暗的楼梯、楼梯的拐弯处、危险若人的杂物……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潜伏着一根指头、一双脚，都可能发出寒冷的笑声或毛骨悚然的咳嗽，都可能有某种东西向我迎面走来，杨仆人的瓜皮帽、镜框里的一袭空荡荡的长衫、一只死者仇恨的独眼……我全身僵硬，忘掉了恐惧，毛孔在扩张。这时，我只要有一秒钟挺不住，就不敢上楼、不敢穿过走廊回到家中，就可能往回跑，跑到亮处去。而门已消失，挺住意味了一切，而这一切都使我无法摆脱鲜宅空寂的幻影……这一切都是为了我长大后写下的一首诗《或别的东西》，或另一首《白头巾》。
不久，随着“武斗”升级，鲜宅成了另一派别的主攻目标。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鲜宅燃起了熊熊大火。我家住的那幢大楼就紧靠鲜宅(仅一墙之隔)。大火凶猛乱窜，借着风势很快就要烧到这边，火苗几乎已经点燃我家大楼屋顶的一角。整幢楼的人包括我的全家收拾了一些必备的东西赶紧出逃。我却只拿走一个大纸盒，里面装有十几本连环画、一些珠子、糖纸、香烟盒，这些当时儿童普遍的玩具寄托了我多少幸福的希望，这希望在黑夜的大火中被一个孩子牢牢爱护、没有半点闪失。很快，消防队的救火车赶到了，消防队员和惊慌奔逃的人乱作一团，但毕竟迅速的灭火行动展开了。灭火中，天公作美，突然降下大雨。火焰在大雨、消防队、混乱的人群夹杂下熄灭了。鲜宅化为一片焦土。而我们故事的主讲者，那个邻居的大孩子却在这场鲜宅大火中神秘地丧生，一颗子弹宿命地卡在他曾滔滔不绝的喉咙上。我看到了他那被雨水淋过的尸体，他居然死后还胖了一点、脸也更白了。
第二天，人们又回到各自的家，重新开始了劫后余生的流水账式的生活。
空气中还残存着一股昨夜烧焦的煳味，未燃完的余烬伴着一缕缕青烟迤逦、升腾。下午时分，我看见了鲜宅的女主人，欧阳英丽。她正在从我家三楼的一个过道的窗口凭窗眺望已变成一片黑色平地的鲜宅。仅仅一夜就化为一声欷歔，它昔日的古老和温婉就彻底灰飞烟灭了，连一丝痕迹也不留下。
她在深深地哭泣。我第一次看见一位美丽的妇女哭泣的样子。她的哭泣是那么悲恸，悲恸得没有声音，只有无尽的泪水默默地流下。仿佛她一生的泪水都是为此刻准备的，仿佛她要在这一刻静静地流完它。她轻轻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雪白手绢，半掩着面孔，只露出两只漆黑而忧伤的眼睛凝视着鲜宅。她似乎突然产生了勇气，她要把这最后一幕永远记住。就像她要把过去的再不复返的幸福时光，她青春年华在那儿度过的欢乐之谜牢牢记住一样。然后，她慢慢转过身来，并没有因悲伤而失态、而愤怒。她没有声音，更没有嚎啕大哭，只是微微颔首，走下楼来，一去不回头地走了……
我也在时光中走着并没有忘记鲜宅。
十几年后，1984年，我乏味的生活进入诗魔的第二年。一天夜晚，我“下午”般的神经质突然发作，不相关的片段闪烁、刺穿、唤醒童年，“鲜宅”奇怪地浮出了我意识的水面，究竟是什么引起这个念头的?美已来不及捕捉，它已从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恐惧开始了、发生了、叩响了……为了镇静这种恐惧，我不由自主写出了：夜里别上阁楼
一个地址有一次死亡
那依稀的白颈项
将转过头来
……
——《悬崖》诗中的阁楼其实是西南师范大学校园(这校园古老、美丽、凄凉，像一个放大了的鲜宅)行政楼花园旁的一个小亭台。我夜里常在这一带散步，每次都远远地看着这小亭台但从不敢接近它，更不敢登上去。这小亭台在夜色中让我产生一个幻觉——它就是鲜宅那神秘莫测的小阁楼——我恐惧的“悬崖”。念头(诗之念头)就是从这小亭台开始的，然后渐渐朝前，直到耳边重响起我和小鲜奔下楼去的尖叫声。诗中的貂蝉在夜色里一定也穿着一双黑色绣花鞋来回游荡……
随着这尖叫的余音和童年夏夜归家的脚步，我惊异于我这样的诗句：娇小的玫瑰与乌云进入同一呼吸
延伸到月光下的凉台
和树梢的契机
沉着地注视
无垠的心跳的走廊
正等待
亲吻、拥抱、掐死
雪白潜伏的小手
以及风中送来的抖颤的苹果
……
——《或别的东西》当这第二首诗写出来后，我不仅没有镇静住我童年的恐惧，反而这恐惧更强烈了或更虚幻了。我总觉得房子里有人在死死盯着我或某个白色的幽灵正在从黑暗楼道深处飘来，我能否熄灭那潜伏地盯我并恨我的眼睛?我恍然觉得那蒋老头并未死反而向我有力地笑起来，那中弹的主讲者年轻的喉咙仍在敏感地疾动。我赶快将这两首诗的草稿揉成一团扔出窗外，将写成的诗藏起来。
突然，我从书桌上一面小镜中看见了自己因惊恐而升华了的表情(昔日的表情，10岁的表情?)，一个“自我”的断然缺席。我的理智尽了最大的努力(大约3小时后)才把我脱离的形象重新找回。
夜还在继续，室内强烈的日光灯发出轻微的电流声。就这样，我带着复杂的害怕之情(童年的恐惧经验，成年的挫折感，对寂静、孤独的害怕，对生命在暗夜中可能突然中断的害怕以及数不清的害怕……)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夜，迎来了第二个黎明。
我的同学小鲜也迎来了他第二个睡眼惺忪的黎明。他在银行工作，是一名优秀职员，闲时饮酒、下棋，寡言少语。仿佛一夜火过，鲜宅或一个恐怖故事就成了我们之间的遗物。
初中的逗号
四、 初中的逗号
我13岁那年，形象已经呈现：面带孤寒，个子瘦小，宛若逗号。那一年，我带着这形象远离市区来到一所郊外中学读书，我那还不适宜于城市面貌的样子又一次被扔在“暗”或“旧”的风景中（继鲜宅之后）。那儿的风景古树参天、遍地阴凉、默默无言，远远望去或置身其中都恰如微风中一匹古旧的绸缎好闻也好看地飘在我的身边。群山在此起伏、森林四处密布，山林间点缀着一幢幢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别墅（如今大多数已成这所中学的教师宿舍）。
面对此景我写下平生第一篇散文，取名《我爱山洞》（我的中学——重庆市第15中学位于歌乐山上的山洞）。一个爱脸红的物理老师竟然把一个少年学习风景的写作用毛笔抄出刊登在校园学生专栏的墙上。我怀着初次发表作品的激动之情看见它被公诸于众，也被公诸于这宽容的秋天（它宽容一个初中生，因为它知道我还相差甚远）。
一连好几天，我都要去那面墙下，驻足流连，一遍又一遍快速而紧张地读着自己的“文章”，生怕被熟人发现，但仍克制不住要去。这奇怪的折磨夹着一股直线上升的“自豪”令我左右为难。一天早晨，当我又去看我的“文章”时，它已经被一夜大风刮得所剩无几。秋天深了，风卷起破碎的文章以及其它破碎的纸屑，纷纷扬扬，然后随意地把它们抛在潮湿的地上。一排学生正从这里跑过，脚踩旧纸屑和我“自豪”的残篇跑向校园的林荫道，跑向操场。随着同学们渐渐远去的步伐，那“文章”的七零八碎也飘向一个更远的寓意不明的远方。孤单单的站立墙下的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同时也听到了同学们“并非寻常”的笑声……
那笑声是成长中无以言传的意味，它既渴望独自体会，又试图与人分享。那是一次心满意足的小小牺牲，放弃或忘却、委屈的复活。它被一群人以志趣相投的闯祸、发明，乃至发育成熟所垄断、夸大，之后随着时间的沉淀变成奇妙的少年情谊。在我的那些少年朋友中间，名叫三蛋的少年是最为古怪的一个，他喜欢暗中袭击他所恨的人。（其实他恨所有的人，包括他的父母，他曾告诉我他的母亲经常赤身裸体在他面前走来走去，说到此事时他表情怪异，不知是恨还是爱。后来，我明白原来我们这一代人，不是被爱所沐浴，而是被恨所缠绕。恨，不是抽象的恨，也不是笼统的恨，它具体在每一个细节上。有时候，我也会直截了当地恨，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把恨压制、转化为一种表面的爱，把它包装起来，只是内部的力量依然存在，甚至更加炽烈了。）他随身携带一把自制的树枝弹枪，经常躲在暗处弹人，一个老师的光头几乎天天被他弹得鲜血直流。这老师是一个“右派”，自觉理亏，只好忍了，有时为了避免被弹就戴一顶“干部帽”。每当这时，三蛋就要上去把他的帽子取下，“宋伯伯（这位老师姓宋，早年曾留学日本，很有知识，但因此而‘犯罪’），你是坏蛋，不许戴帽。”边说边将他的帽子扔在地上。有一天下午，我的鼻子也无缘无故地中了他一弹，当场流血不止。小唐，我另一个最爱讲《薛仁贵征西》并无端端地硬要当我“大哥”的同学得知后，带我去找三蛋，一见面就以薛仁贵的姿势飞起一脚向他踢去，结果当场踢掉他一个“蛋”。踢完之后，小唐无比兴奋，叫我陪他去游泳，我无法推托，只有“冒死”抱住他的腰游入水中（我当时还不会游泳）。我的“大哥”意犹未尽地继续他“伟大的”保护任务，我带着刚刚报完仇的鼻子温暖地游入我“人生的”深水区，在水中我第一次体会到一句古训“出门靠朋友”的生动意义。
哪知从我被弹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于害怕，就将血蘸在馒头上吃下，自以为血又回到了体内。然而三个月后鼻血就自动消失了。
“无端端”的意义开始若有所思地扎进我的脑海，无端端的爱、无端端的恨、无端端的鼻血，以及我即将开始的并非无端端的文学（10年后，当我读到梁宗岱译的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一首诗《严重时刻》时，才最终明白了我那时“无端端”的意义）。
一个皮肤浅黑、小个子、厚嘴唇，说话急促而结巴的同学小颜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孤僻地学习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门功课（由于从小梦想旅行）。一天晚上我以一句奇怪的呓语，“呵，寂静的木螺丝厂。”（他家附近有一个生产木螺丝的工厂）打断了他的“漫游”，令他哈哈大笑。随着笑声的深入，友谊也在深入。
半年后，一个初春的夜晚，他悄悄给我看一个他从不示人的小笔记本，本子的扉页写下“诗抄”二字，一页页写满整齐的诗行。字体纤细清洁，似一个少女的笔迹。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与我同龄的少年写的诗歌（大部分是古诗，极少部分是白话诗），只可惜现在一点也记不起了。大概是唐诗、宋词、毛泽东诗词、革命烈士诗抄（他最爱读的一本书）及贺敬之式的抒情诗这样一个含混体吧。但这足以令他“非同凡响”了，这可是一种我们大家都不会也不敢想的东西啊。
在这个有点敏感、从小失去母爱的少年的影响下，我开始写作七言古诗或“振振有词”的《满江红》。
时间太慢，古诗已不够写，“歌”又太多（我们当时读过的“歌”就有《青春之歌》、《边疆之歌》、《欧阳海之歌》）。一天下午，我和小颜决定干脆也写一部《校园之歌》。小颜以“大哥”的心情（他那时在我心中的地位已高于“薛霸王”小唐了）给贺敬之写了一封信并夹寄了一首他写的诗，然后又上街买回20本稿纸、两瓶墨水。我们迟迟不知如何下笔，却有一种万事俱备只等消息的感觉。
我们并非陷入焦急的等待，我们到处可找到愉快。一个数学老师及时地将他的愉快送上来。他身体若一根麻绳，皮肤却细如凝脂，脚穿一双特制的5公斤重的皮鞋，说是为了锻炼身体，这些还不是他真正的“愉快处”。他说话有一个特殊的拖腔口音，一上课就只听到他无穷的“日呀、日呀”声。他一边“日呀，日呀”地说着，一边舞动他那心安理得的三角尺，在黑板上画下一条深刻的垂直线或一个如意的三角形；他舌头顽强地卷起所发出的“日呀”声，使我无法听进他讲的内容，要么思睡，要么想笑。
不久，在我们学习“日呀，日呀”声的愉快中，小颜收到了贺敬之的回信。贺老批改了小颜的诗（那是小颜写的一首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抒情诗），赞扬了他写小说的热情，但要他加强学习“八个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写作法，尤其要学习江青同志的革命文艺思想。这回信也使我备受激励，仿佛这部乌有的小说几天之内就会写出并即刻发表。接着小颜又一鼓作气写了20多封给出版社的信，而我却不知何故（或许是一种临时的急躁吧，但已忘了）一气之下撕掉了这些信封。
我们以三分钟的热情推进《校园之歌》，不厌其烦地为小说中的角色取名字，取名的快乐整整持续了一天。“李强、宋玉、张健……”这些无中生有的名字从来没有走进过海市蜃楼的《校园之歌》。为了写一个开头，我们折腾了半天时间，半个月后，就一无所获或一团乱麻地停在那里了。但已经情同骨肉的两个少年的友谊却补偿了这个并不重要的痛苦。
“这也是诗吗？太可笑了……”一位年轻的政治老师在一天夜里读到我写的一首七言古诗。
这一夜我的确觉得自己可笑，甚至写诗也变得是一件可耻的事。老师的嘲讽使我对诗歌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痛苦的认识。随着年龄增长，我知道了人们可以从事任何职业，社会也提供条件，开办学校训练出成千上万的职业人才使之成为合法的谋生者。但诗人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诗歌学校，也没有诗人这个职业，连妓女都是职业。诗人是天生的，是唯一不能通过学习去当的。成功的诗人犹如大英雄，教科书会慷慨地把他们追认为半人半神，就像李白、庞德、波德莱尔……。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到非议、侮辱、憎恨和厌恶。就像这位老师（或所有的老师）一样，他以本能的“政治”企图扼杀一个诗人的成长，扼杀他初露的自由的光辉。他扼杀的接力棒将传给第二个、第三个……人，对一个诗人的扼杀是他们毕生的事业，他们会勤勤恳恳为此终其一生。
但“自然母亲”40岁年华的一面也向我敞开。她一上课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和一群少年恰若置身于“自然母亲”慈爱的怀中，倾听她那喃喃低语。她常在家读旧小说，偏爱俄罗斯文学，最喜欢的作家是屠格涅夫。她曾将屠格涅夫写的一本小说《春潮》借给我和小颜。
幻美是生活的翅膀。6年后我已乘着这翅膀自由飞翔（飞向巴县农村当知青，飞向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飞向今天……）。一切都已死去，那过去了的已变为亲切的回忆……我那时太小，无依无靠，敏感慌张。我是在母亲“下午教育”下长大的，所以特别需要友情。我的初中史就是一部友情史，那小小的“逗号”从此朝着前走，寻觅着可能的友情的契机。“友情”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词语，我已选中了它，遵循了它，服从了它，这是我的幸运。如果有一天我不需要它了，或许我就“成熟”了；但对友情的需要就是文学本身的需要（我后来的文学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即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一个或两个知音），除非某一天我放弃文学，那么那一天我就放弃友情。诗人，不管是抒情诗人还是反抒情诗人，是现代派还是后现代派，他们的内心是相通的；他们肯定渴望有一个朋友，一个可以诉说、可以倾听，甚至可以“虐待”的朋友；他们愿意为他付出感情，也愿意接受他施予的感情。
而我在中学时代，对小颜、小唐，甚至三蛋所欠下的感情债务一直到1984年才终得以偿还。这一年冬天，我在一个冷得直发抖的夜晚写出了《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那是一首我送给这三位少年的诗，尤其是送给那位“黑肤少年”——小颜——昔日的重庆第15中学的小诗人的诗。一份迟到的礼物终于肃穆地抵达了那早已作古又令人心醉的《校园之歌》。
我的旧友小颜先于我开口说话，却引起我最初的表达愿望。由于我更急躁地到来，他像一位“大哥”献出自己，又退出了自己；我的声音很快覆盖了他，也牺牲了他。这一切让我想起来非常难过，但它如此神秘，只能听天由命，谁让我对幸福和温暖有如此巨大的爆发力和占有欲呢？我曾是多么贪心地向他剥夺感情，他最心爱的书全被我以“小弟”的名义夺走，他的“信封”被我撕毁，甚至我还巧取了他一条漂亮的皮带和一件紧身外套。后来我才知道他为此私下难受了整整一天。
如今，小颜是一个供电局的工人，性格未大改，正热情地追逐着天真的金钱并一如既往地向往远方的生活。三蛋一脸菜色地在街边卖烟。小唐坚持少年的威风，以名震重庆的“唐肥肠”继续当他的大哥。可爱的数学老师想必仍然在不停地“日呀，日呀……”。政治老师一定又在“正义地”扼杀另一位汗流满面的小诗人。而我亲爱的“自然母亲”恐怕更衰老了吧。
从贵州到“今天”
五、 从贵州到“今天”
文学的发展从未曾片刻安宁，正如同一个人试图成长就必然遭受挫折一样，布尔迪厄坚定地认为：一个“场域”在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之后，必会出现一组对立的“二元结构”——在主导性的、拥有较高“占位”的位置与非主导性的、时刻觊觎高级“占位”的位置之间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结构的张力，彼此的斗争构成了“场域”的历史。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我回顾80年代最初的那段岁月时，清楚地看到了在沉寂的个人生活之外，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诗歌历史正在迤逦展开，那是贵州诗人从来没有放弃对已经取得“主导性占位”优势的北京诗人所进行的挑战和冲击。他们总是以一种强迫症与受虐狂姿态来强调地下文学的起源在贵州并企图以这个源头之争来夺取地下文学场域内的“占位”优势。为此他们以启蒙式的泛政治策略及令人震惊的革命手段塑造了自己的先锋性和传奇性。吸引公众的眼球，营造狂欢效果的黄翔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挥舞着他那如炮筒状的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在天安门前疯狂的呐喊；他率领他那浑身捆绑诗歌（似炸弹）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如外星人入侵地球一般杀向北京各高校。这一系列令人瞠目的行为，正如他的亲密诗友哑默所说：“黄翔以中国大地上第一代大字报诗人形象奏响了新诗大潮的序曲。”
1941年出生的黄翔，在受尽人间折磨之后，终于迎来了他迟到的光荣。1992年10月，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将他和1942年出生的哑默（两人性格迥异，前者似火后者若水）同时收入该中心主持的第10届《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并确认对他们两人作为1992—1993年度世界名人的提名；该中心并同时授予诗人黄翔“世界知识分子”称号和“二十世纪成就奖”。1993年1月，由该中心和美国国际名人传记研究院联合发出邀请，邀请他们于当年7月上旬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参加两中心共同举办的第20届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大会。这一年黄翔走出中国，完成了他少年时代就想远走高飞的梦想。而好静的哑默却选择了一直呆在贵州。
黄翔大半生都被惨烈的命运所纠缠，他出生不久就离开亲生父母（父亲是国民党东北保密局局长，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由养母在湖南桂东农村养大。由于出生“剥削阶级”家庭，黄翔仅勉强念完小学，从此便随养母干起了繁重的农活。他8岁时的某一天从乡间一口水井里捞出死鱼，结果被人当场抓住，认为有投毒之嫌，即被五花大绑、当街示众、关进牢房、差点判刑，后经化验，发现水中无毒，才得以获释。如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一天的童年经验对黄翔来说是致命的，他后来的恐惧、疯癫、被迫害狂都与这一天的精神创伤有关。从此，他的命运真是与众不同，离奇古怪了。
1956年，黄翔15岁时，他的一个叔叔把他从桂东接到贵阳，在一间工厂当学徒。几乎就在这一年，他开始亡命于文学，尤其是诗歌，当然他也开始经历上百次的诗歌投稿退稿的厄运。
1959年3月的一个夜晚，黄翔在茫然的激动中辗转反侧，幻想着遥远的世界及新奇的生活，他爬上了一辆火车，远去大西北，他不停地做着精神分裂症式的白日梦，总认为有一位“穿着红衣裙的牧羊姑娘”会在歌声中出现并爱上他。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张逮捕证，其罪证是“畏罪潜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企图偷越国境逃往苏联”（据我所知，当时许多青年都有偷越国境的念头，好些人还付诸实践，我当时所在中学就有几个中学生如此做过）。接下来，黄翔被劳动教养三年，之后，成为一个“黑人”，在社会上流浪，露宿街头并在漫长的饥饿线上挣扎，后来在一家小煤窑里找到一份拉煤的工作。
1966年，“文革”爆发，那时已在一家茶场工作的黄翔又遭抄家，因从他手稿、书信中发现其“恋爱信件”中的诗歌流露出绝望的痛苦，即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关入拘留所。就在这时，他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似乎也是“有罪的”，很快病倒了，由于医院拒绝为反革命的儿子治病，孩子不久死去。此时的黄翔崩溃了，接着被送进精神病院，医生对他进行了麻木神经的痴呆性“政治治疗”。
从这个小传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写于1968年的《野兽》一诗的愤怒激情：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这首诗可以当作黄翔一生的真实写照，同时它也获得了普遍的历史意义。此诗虽从自我经验出发，却与“文革”的语境完全吻合。这证明了一个道理：一个一流诗人在书写个人命运时，他也就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因此，该诗被公认为是“文革”这一历史关节点上的早期中国地下诗歌代表作。
同样是上世纪60年代末的某一天，资产阶级出生的诗人哑默从贵阳一个古旧深黑的门洞中走出，独自来到郊区一个叫野鸭塘的地方，这里的农民收留了他，让他在此地公社的一间小学任小学教师。哑默的诗歌写作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的名字也逐渐开始在贵阳地下文学小圈子内流传。
很快，野鸭塘成为一个诗歌重镇（北洋淀几乎与此同时也成为北方的一个诗歌重镇，北岛、芒克、多多等人曾在那里聚首并催生了后来的“今天”），各色人物在这里进出，有诗人、画家、演员、音乐工作者，这个沙龙被黄翔取名为“野鸭沙龙”，诗人们在这里谈论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其实这类地下沙龙在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如我出生的重庆就有两个以陈本生、马星临各为其主的沙龙，北京有徐浩渊的沙龙，北岛、芒克的两个沙龙，南京有顾小虎的沙龙，上海有朱育琳、陈建华的沙龙……但许多沙龙都被无声无息地埋没了，犹如一代又一代被埋葬的中国地下诗人（稍有夸张，但是事实），唯有北京和贵州这一对双子星座临空闪耀，夺人眼目。
黄翔写过一篇让我一读之后终生难忘的文章《末世哑默》，该文是我读过的众多同类文章（描写地下文学的文章）中最震动我心的文章，地下文学的传奇之美被他描述得令人惊叹，直叫人想回到那个时代去重新生活一次：早年的时候，哑默在野鸭塘的房子是个独间。在我的记忆中窗口栽着一棵仅有几片嫩叶的小树，或一簇美人蕉。日照中影子投入房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哑默气氛。房间里有一架小床，靠床的小茶几上总是整整齐齐地撂着一堆用彩色画报纸包着的书。这些书是哑默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惠特曼、泰戈尔、罗曼·罗兰、斯·茨威格和早年的艾青。还有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后来又挤进了意识流大师伍尔夫和普鲁斯特。靠墙的一角堆着几堆《参考消息》，从桌子一直堆齐天花板，颜色多半早已发黄。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那些年代，哑默就从这些报纸的文字缝隙中窥探“红色中国”以外的世界。有时一小点什么消息就会让他激动不已。如肖洛霍夫或帕斯捷尔纳克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小则报道。……当尼克松访华，叩击古老中国封闭的铜门时，他同他的朋友们兴奋得彻夜不眠，在山城贵阳夜晚冷清清的大街上走了一夜。他们手挽手壮着胆子并排走（这在那种年代是要冒风险的，这种行为立即视为“异端”，若被夜间巡逻的摩托车发现，就要被抓起来），青春的心灵跳动着梦。他们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仿佛中国已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一个崭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的处女诗作《火炬之歌》（我的《火神交响诗》的第一首，写于1969年）闯进野鸭沙龙……我第一次朗诵《火炬之歌》的那天是个夜晚。屋子里早已坐着许多人。我进来的时候，立即关了电灯。我“嗤”地一声划亮火柴，点亮我自己的一根粗大的蜡烛，插在房间中央的一根独木衣柱顶端。当蜡光在每个人的瞳孔里飘闪的时候，我开始朗诵。屋子里屏息无声，只偶尔一声压抑的咳嗽。许久许久，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才发现整个房间还没有人从毛骨悚然的惊惧中回过神来，我这才听到街上巡夜的摩托车声。黄翔：《末世哑默》，民刊《大骚动》，1993年第3期。以上这段文字颇富时代现场感。如同闻到某种特殊的气息一样，我闻到了那个时代特异的思想、生活的核心与细节以及早期贵州诗人的隐秘之美。但隐秘的美注定要以一种黄翔式的“血啸”面目出现，它注定要疯起来，这“疯”出现在1978年10月10日。这一天，黄翔带着几个帮手从贵阳杀至北京，如他自己所述：“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卷成筒状，如炮筒，如沉默的炸药，如窥视天宇的火箭，我抱着它上了火车、扛着它进了北京城。……墙上出现了一把我自画的火炬。接着，两个谷箩那么大的字‘启蒙’赫然显现。接着，是我亲自奋笔疾书的《火神交响诗》……街上的交通马上被堵塞。我应群众的要求即兴朗诵。在手挽手地围住我、保护我的人群中，我只有一个感觉：一个伟大的古老的民族的肌肉正在我周围重新凝聚。我第一个人点了这第一把火。我深信，我一个并不为世界知晓的诗人，在北京街头的狂热的即兴朗诵，远胜于当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朗诵于民族广场。”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民刊《大骚动》，1993年第3期。
接下来，黄翔一次又一次轮番对北京进行冲击，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远离文学场域，最后他干脆从“启蒙文学”直抵“政治文学”。他一会儿像一个政治家一样要对毛泽东三七开，要重新评价“文革”；一会儿又像一个国家领导者一样欲邀请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与他坐而论道谈人权。如此大而无当的多头出击，如此不专注于文学场域内部的技艺锻炼，其紧接而来的“占位”形势可想而知。政治场域中的象征资本并不能在文学场域中进行交换，仅在与国际资本进行流通时会有例外。但一个诗人不能拿例外来进行赌博。正如庞德所说：“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一个诗人永远都应专注于他的诗艺，也就是说永远都应把自己局限在文学场域内，可以保持政治幻觉，但不去做越界之尝试。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一个诗人不反叛。反叛是人的天性，更何况诗人。我在此只是想说对反叛之范围、理性、与形式感的把握。而这几点是一个诗人在文学场域中获得较好“占位”的关键。而黄翔在这几点上都输给了北京诗人，因此他虽有“壮怀激烈”的个人传奇，但在诗歌界内部的“占位”却不可能超过早期北京地下诗人。
就在贵州发出“地下之声”的同时，北京地下文学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食指在黄翔写出《野兽》、《火神交响诗》的前后，写出了以地下形式传遍大江南北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968年“是建国后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历史关节点意义的年份，这一年12月20日毛泽东发出‘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使得文学在红卫兵向知青的身份转变中发生新的转折，真正意义上的‘知青文学’和‘文革地下文学’从此拉开帷幕；当代作家食指在这一天坐上四点零八分的火车离开北京，并在火车上构思成《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个‘四点零八分’的历史时刻成为一代人青春的创伤记忆。”（李润霞）仅仅两年之后，食指又于1970年写出了“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多多）的纯净程度极高的《相信未来》。多多后来在他一篇被引证极多的回忆文章《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这样说：“郭路生（食指）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的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多多：《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中国新诗年鉴》，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关于他的疯狂有许多说法，因此充满传奇色彩，据马佳回忆：“郭路生有次险些自杀，那是一种极其惨烈的失恋经历。能够在自杀前期听到马车驶过运河那种铃声，在听到这种铃声时，他又产生了一种生命的渴望……失恋肯定是他崩溃的一大因素，早在1968年，他就在和一个维族姑娘相爱，他爱得很真、很热烈，但又清楚地看到隔在他们中间的重重障碍。这段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恋情，使他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中痛苦不堪……他在草地上不停地翻滚，哭喊着那个女孩的名字。”刘翔：《那些日子的颜色——中国当代抒情诗歌》，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那女孩其实就是赛福鼎的女儿赛莎莎。但据我所知，食指是与李立三的女儿李亚兰结婚后，第三者的介入而导致精神错乱的。1972年开始，他就基本长期住在北京第三福利院。2003年11月，我同他一道在广州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知道他现已出院了，与一位颇富爱心的护士一道生活。看上去他精神不错，但据林莽说，偶尔如受刺激会犯病，他会突然说：“芬兰女总统是我的情人”之类的话。
即便是疯了的食指，并且已经退出了文学场，他的影响力仍很大，他是直接启迪了“朦胧诗”整整一代诗人的源头性诗人。江河说：“他是我们的酋长。”多多说：“他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传统。”北岛也曾说过：“我当时写诗是因为读了食指的诗。”食指的名字早在70年代初就在祖国大地上秘密流传，成千上万的青年传抄他的诗，据说《相信未来》一诗甚至惊动了江青，被江青点名批判过。
对于食指在地下文学场域内的高“占位”，黄翔颇有怨言。他在一封信里说：“北京的一些人把中国当代诗歌的缘起总是尽可能回避南方，老扯到白洋淀和食指身上。其实无论从时间的早晚，从民刊和社团活动，从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都风马牛不相及。食指的意识仍凝固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今仍坚持‘三热爱’，无论过去和现在思想都非常‘正统’和局限。他当时的影响仅局限在小圈子里，而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我想这是公允的。”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前面已说食指当时的影响已广及全国知识青年，举一个例子，就连当时在昆明工厂当工人的于坚都于70年代初读过《相信未来》，由此可见其传播的深广度。食指如今的声名已超出了文学界，被公认为“中国早期地下文学的第一人”。当然，我们可以说黄翔从事地下文学的时间比食指早，因他的年龄比食指大，但早并不等于就能积累更多的象征资本。与黄翔相比，食指对于诗艺更专注、更自觉，他从不从诗歌中越界，他终其一生都在探讨诗的形式，深受其老师何其芳的影响。崔卫平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很快和我谈起了何其芳，谈起了何其芳当年对他说的，诗是‘窗含西岭千秋雪’，他边打手势边对我说：‘得有个窗子，有个形式，从窗子里看出去。’”如此形象地谈论诗的形式可见他对中国现代格律诗这一形式探究的执着。又如崔卫平所说：“在任何情况下，他从来不敢忘怀诗歌形式的要求，始终不逾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所允许的限度，换句话说，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乱的、分裂的，诗歌也要创造和谐的形式，将那些原来是刺耳的、凶猛的东西制服；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涩的，诗歌也要提供坚固优美的秩序，使人们苦闷压抑的精神得到支撑和依托；即使生活本身是丑恶的、痛苦的，诗歌最终仍将是美的，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的。”崔卫平：《收获的能是什么》，见《作品》，2003年第10期。而黄翔却常常从文学场域中越界到其它领域，如进入泛政治领域，“追求轰动效应，渴望听见群众狂欢，热爱诗歌运动”。因此黄翔没有遵循布尔迪厄关于“象征资本”的获得必须依靠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活动这一铁律。从前所述，我们见到黄翔的激情若脱缰之野马，四处狂奔，多头而零乱，完全不像食指那样埋首于诗歌这一点上。
除食指之外，白洋淀也是北京地下文学的一个重镇，芒克、多多、北岛等人都曾在那里切磋诗艺。白洋淀与野鸭塘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两个地方都有一群谈论文学与人生的朋友，不同的是文学资源却相去甚远。如多多所说：“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这批内部读物真是及时雨，让“今天”诗人们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了决定性的书，正如北岛后来所说，正是这批书的翻译文体帮助了他们挑战枯燥的新华社的大字报式文体。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贵州文学青年却处在无书可读的苦闷之中，他们只读了早年的艾青诗选、泰戈尔之类，这些书还不能强力提升他们的精神高度，他们对于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或前沿还一无所知，而北京青年已十分熟悉存在主义及荒诞派戏剧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北京地下文学在场域中的占位必然领先于贵州，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在写作中自然而然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偏远的贵州地下文学只能处于非主导性的占位，要么成为模仿者，要么继续它那艰难的在场的斗争。常常出于急躁，贵州诗人往往会采取一些特别恐怖的革命行动来挑战已取得优势占位的北京诗人。如前所说，黄翔于1978年身扛卷成炮筒状的100多张巨幅诗稿杀向北京；后在80年代末又搞什么天体星团大爆炸，他带领几个小青年，将书写的诗歌捆绑于全身，犹如真实的炸药武装于全身，以如此“武装”奔赴北京，对北京五所高校进行艺术“大爆炸”，其结果可想而知，黄翔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入狱。今天看来，这样的行事确有闹剧之嫌，但也实属无奈，因为“今天派”诗人早在80年代中期就进入国际资本流通了，黄翔却仍在贵州的监狱进进出出并独自哀叹：“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承认我是诗人。”
中国当代第一本地下文学刊物《今天》，于1978年10月成立编辑部，12月23日第一期创刊，当天，北岛、芒克等人就把它张贴在北京城内。“《今天》一共出版了九期，到1980年停刊。对于20世纪80年代名声大噪的所谓‘朦胧诗’的诗人来讲，他们的源头便是《今天》。而磣!@#q1a2z3w4s5x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