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发生于共产国际深度介入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作为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的共产国际，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既是直接受联共(布)控制和影响、实施苏俄外交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渠道，又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示、命令，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组织力量。共产国际以宣传为革命之先导的苏俄经验为标准审视国共两党，对国民党改组进行直接指导和有力推进，构成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重要语境和政治氛围。

宣传工作自始即是苏俄与共产国际整个世界革命图景和东方政策的组成部分，也是其介入中国革命的先导工作。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的任务之一，即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于1920年4—8月在上海工作的主要成果就是成立革命局，下设出版、宣传鼓动和组织三部，不仅有了自己的印刷厂印刷小册子，而且成立了华俄通讯社及北京分社。几乎同一时期，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表明革命宣传方面的成绩，其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有了相当的基础，并把很大注意力放在报刊宣传工作上，在海参崴、哈尔滨、北京和上海形成了出版中心。

《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苏俄与共产国际在宣传工作上的基本范式和原则要求也由此引入中国。一是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以是否开展了政治宣传作为考量政治力量的重要因素。刘谦在1920年10月5日的一份报告中认为，“目前在中国南方省份的运动，可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并对陈炯明评价颇高，认为“他在军队中正在开展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他的参谋部里设有专门的报道部，出版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和书籍”。二是充分利用各级组织开展宣传工作，以集中统一作为衡量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马林就曾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建议“在远东也成立共产国际宣传局……必须把那里已经开展的工作统一到一个局内，集中进行宣传”，同时他也对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下设中国科、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上海临时设立的“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等机构各自为战、沟通不畅颇有微词，其中西伯利亚局“同远东局关系不正常(特别是邮件、报告、报纸等交通不畅)”，各机构“工作人员(这些人不是都胜任其使命的)执行独立的任务，没有总的计划，不了解当地情况”。

苏俄和共产国际派代表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军事政治集团建立联系，逐步明确了以孙中山国民党为盟友的政策。此时，孙中山对苏俄经验的关注集中于“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尤其是“希望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共产国际则一开始就把重视宣传工作作为改组国民党的重要抓手。在双方接触的过程中，苏俄与共产国际代表多次明确指出忽视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单纯依靠军事是其重要缺点。马林在1922年9月的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宣传工作远不够有力，这是国民党的弱点之一”。1922年10月越飞给契切林的信中也认为，孙中山的基本立场是“只能用军事力量来完成中国革命”。马林赴桂林与孙中山初次会见时，即与孙中山讨论了“革命宣传的意义”，直至陈炯明叛变“促使他坚定地着手改变党的策略，把军事活动方面的(以及外交方面的)重点转移到革命宣传上来”，并于同年11月15日在沪召集各省国民党同志59人审查国民党改进案全案。然而，党的改组和宣传工作的改进进展缓慢，12月29日，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明显表达出不满：“国民党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集中在军事方面。它试图争得一些地盘，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借助军事措施实现中华民国的统一。与此同时，它极少注意宣传，包括民族主义的宣传。因此，自从同这个组织发生联系以来，我们坚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也会有我们的人员参加，还会明确安排宣传工作。国民党领袖们接受了这个想法，但至今没有实现。”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而《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同日，越飞在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指出，孙中山正在充分弥补“对群众和宣传鼓动问题注意不够”这一主要缺点，然而其两套计划仍主要是军事统一中国。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

以苏俄经验来看，组织与宣传是现代革命政党强有力的重要保障。如契切林来函所言，“国民党首先需要的是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但孙中山国民党的革命图景中往往以军事为先，且以稳住地盘为重，因此共产国际逐步意识到，不仅要从外部对国民党的改组提出要求，更要利用共产党人在其内部加以推动。

共产国际推动国共两党进行党内合作，不仅构成了共产党人开展宣传工作的组织背景，列宁主义革命政党的宣传工作模式也借由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要求、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而渗透到国民党组织。

共产国际通过组织手段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发布指导、提出要求，这是共产党员“进行国民党的宣传”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正如张太雷所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运动的关注”，宣传工作自然不会例外。一方面，共产国际通过组织纪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维经斯基与陈独秀的合作推动了宣传共产主义的平台在上海的搭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即表明“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而宣传工作自然是陈独秀报告的重要内容。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附上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要求，“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彻底的政策”。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并不乐观，认为中共仅在宣传工作中取得了进展，必须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宣传团体”，“在上海本地区还没能建成一个有影响的现代组织。因为共产党只是秘密地工作，它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马林对国民党和广州的情况更抱希望，他在报告中还指责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没有参与工会纪念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宣传，并“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1917—1925)》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

在马林的主持之下，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与国民党的改组，尽管均阻力重重，但几乎同步进行。1922年8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随后，陈独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尽管马林和共产党人所坚持的在报刊上对国民党进行公开批评引起了不满，但宣传工作仍然是共产党人开展工作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国共合作的重要途径。正如1922年11—12月，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颇具信心地表示，“单纯依靠武力的方法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的策略》亦明确指出，“不仅取得宣传成果，而且取得组织成果，这是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1923年，马林再次来华，进一步力推处于停滞中的国民党的改组。一方面，马林与孙中山谈话，力陈“改组国民党和政治宣传的必要性”，对于孙中山专注于保住广东地盘、掌握北京政权，马林直言，“没有一个现代的强大的政党”，一切皆无从谈起。另一方面，马林也深感，“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健忘的孙中山改变态度去把国民党的宣传推上新的轨道”，所以他建议“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万元(疑为21000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而且，“如果孙委托一些党员做党的政治工作，而其中我们的人一个也没有，那就不能保证严肃认真地推进国民党的反帝宣传”。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

囿于“党内有党”的合作形式，中共一方面要在联共与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之下以革命宣传为先导推进国民革命，另一方面又只能在国民党的组织内对其进行改造，宣传工作则成为中共发挥自身能量和优势的重要抓手。

毛泽东得以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是在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积极投身国共合作之后，这其中不乏个人能力和际遇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内左右派日渐分化，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短暂真空的组织背景。

组织工作与宣传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层面有明确分工，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互有交叉。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被选为中央局秘书，负责组织工作，并开始在广州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同年7—8月，主管宣传的蔡和森负责主编《向导》周报，毛泽东也参与过一段编辑工作。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办公，委派毛泽东回湖南，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还给了他一个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1923年冬，毛泽东从湖南经上海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这一时期，毛泽东名义上在中共中央，实际并不在中央办公；名义上是中共中央领导，实际上在湘区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以开展组织工作为重点，实际上利用各种途径在民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工作。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进入组织化的阶段。1923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党团并立之下隶属中共中央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同时规定了编辑、函授、通讯、印行四部和图书馆的基本架构及各部主要职能。

《“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是国民党以俄为师进行正式改组的标志性事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一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要“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1924年1月25日上午，大会专门讨论《出版及宣传问题》。根据国民党第一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决议案，广州和上海两个中心均有了较为完善的宣传部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这一机构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同时聚集了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党员，担负各部门的实际工作，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中共中央通过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提出“以宣传工作为主”，“宣传更要重于组织”。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机构内部，实行的是以布尔什维克政党为标准进行整体性改组的方式，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部及基层组织，训练干部，整饬宣传机构….….”因此，毛泽东名义上负责组织工作，实则在宣传上并未放松和退让，特别是与上海《民国日报》主编、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核心人物之一叶楚伧进行了斗争，“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

《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广州的政治局势在调整变动中，鲍罗廷重组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广州国民政府成为汪精卫提名毛泽东代理宣传部的重要背景。孙中山扶病北上，即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成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表他行使权力，处理政治事务。孙中山逝世后继承人未定，鲍罗廷一度成为“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不仅是汪精卫等国民党人的高参，而且完全掌控中国共产党的广东区委。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被推为主席，成为军政首脑，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但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9月28日的指示，认为“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1925年12月23日，维经斯基及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与国民党人进行了上海谈判，并派张国焘到广州根据会谈达成的协议指导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中的党团活动。鲍罗廷主导的广州局势左派影响强大，中共中央的妥协不仅使广东区委对中共中央的协议颇为不满，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选举中央委员前一天，将拟定好的二届中执委名单拿给鲍罗廷和张国焘征求意见，亦对中共中央不想让更多的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领导层不理解，甚至认为中共中央与孙科等人谈判有不支持左派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