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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批准,任上被查的61岁“老虎”,被开除党籍
2024-11-26 10:15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星泰被“双开”

中央批准,任上被查的61岁“老虎”,被开除党籍

中纪委今日传来消息,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星泰被“双开”。

公开简历显示:刘星泰,男,汉族,1963年1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刘星泰曾长期在山东省工作,历任山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山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

2015年开始,刘星泰担任山东省日照市市长,2016年出任日照市委书记。在日照3年间,他最引人关注的工作是对本地龙头国企——日照港集团腐败窝案的查处。当时,刘星泰表示,“日照港相关腐败问题的查处再次证明,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毒瘤,风清气正的环境才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保障。”

据媒体报道,刘星泰还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当干部就是不能太舒服,干部太舒服,老百姓肯定不幸福。”

2018年1月,刘星泰跨省出任海南省副省长。当年7月,刘星泰任海南省委委员、常委。当年8月,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免去刘星泰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2018年8月,刘星泰任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2年1月,刘星泰当选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今年5月22日,刘星泰任上被查,他是今年落马的第27“虎”。

中纪委通报显示,经查,刘星泰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推进民生工程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违反组织原则,作风专横霸道,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将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交由他人支付,搞权色、钱色交易

违规融资举债,干预、插手司法活动;

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贪婪无度,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业务承揽、干部选任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刘星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星泰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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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人数上升至40人。已经落马的“老虎”也先后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1人被判无期徒刑,3人出庭受审,1人被提起公诉,还有2人被决定逮捕,不断强化警示震慑效果。

副部级干部受贿近2.8亿

多名省部级干部上周获刑或受审。

8月28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受贿一案公开宣判,董云虎被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审理查明,2002年至2023年,董云虎利用担任中央外宣办七局局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融资贷款、土地出让、企业经营和人事安排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8亿余元。

国家体育总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足球协会原党委书记、副主席杜兆才受贿一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陈继兴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以及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原委员、民事审判第一庭原庭长郑学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都在上周先后开庭审理。

其中,杜兆才被指控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赛事承办、人事安排、球员转会等方面提供帮助,受贿4341万余元;陈继兴被指控利用担任江门市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房地产项目开发、土地转让、经济纠纷处置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受贿2.78亿余元,并在2019年退休后利用影响力受贿115万余元;郑学林也被指控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共计4600多万元。

杜兆才受审时的画面

杜兆才2017年升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国足协党委书记,自此进入足球领域工作,此后他还曾当选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亚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东亚足联主席等。杜兆才落马于去年4月1日,当时,二十届中央首轮巡视刚刚明确对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开展机动巡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杜兆才的“双开”通报显示,杜兆才严重破坏足球领域政治生态,“靠体育吃体育”,“靠足球吃足球”,公器私用,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大搞权钱交易等。

敛财近2.8亿元的陈继兴,今年70岁,曾在江门担任市委书记9年,他的违法行为也始于这一时期。在他离任后,江门发生“腐败窝案”,一批干部陆续被查。市委原书记毛荣楷、原市长邓伟根、市委原副书记邹家军,以及多名市委原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副市长,均先后落马。

图为陈继兴受审现场

此外,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吉平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也在上周先后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决定逮捕,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张红力因涉嫌受贿被提起公诉。

央企“一把手”退休后落马

过去一周还有两名中管干部被查,今年被查处的中管干部已达40人。

8月27日,四川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保华被查。崔保华1958年11月生,早年曾在部队工作,后来进入人事部办公厅,2003年调职四川,此后历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办主任,眉山市市长,遂宁市委书记等职。2012年9月,崔保华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次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晋升副部级。2015年,崔保华任四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2017年卸任后他再次任省政协副主席,直至2022年退休。崔保华是今年四川省首名落马省部级干部,也是党的二十大后四川省第二名落马省部级干部。

四川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保华被查

8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被查。

谭瑞松1962年2月出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长期在航空系统工作。他曾任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中航二集团副总经理等职。谭瑞松2008年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兼集团保密委员会主任,2012年任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18年任董事长、党组书记。

谭瑞松已于去年卸任。去年3月1日,航空工业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宣布: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中央企业领导人员任职年龄有关规定,免去谭瑞松同志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于2008年11月6日由原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集团公司重组整合而成立,设有航空武器装备、军用运输类飞机、直升机、机载系统、通用航空、航空研究、飞行试验、航空供应链与军贸、专用装备、汽车零部件、资产管理、金融、工程建设等产业。去年4月至6月,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对30家中管企业党组开展常规巡视,其中就包括航空工业集团党组。

外逃嫌疑人落网并被遣返

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难逃被缉拿归案、绳之以法的结局。

上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姜诚君近日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姜诚君是海通证券副总经理兼投资银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涉嫌严重职务犯罪,今年7月外逃,上海市纪委监委8月对其立案审查调查,办案机关积极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将其缉捕归案。

姜诚君被遣返回国

除了犯罪后外逃企图逍遥法外,近年来,还有一些公职人员也在妄图通过更加隐蔽复杂的手段躲避惩处。这些手段与传统直接、单一、简单的“一手办事,一手收钱”腐败相比,呈现出更多的伪装性、隐蔽性,采取迂回策略,提前谋划、层层设防。

其中,一些腐败分子在任职期间“提前筑巢”,为企业谋取利益,离职后到关联企业任职领取“定制高薪”实现权力变现,大搞政商“旋转门”、银企“旋转门”、“逃逸式离职”,增加了查处难度。

根据中纪委网站上周发布的消息,南航集团党组近期就针对防范“逃逸式辞职”,专门研究制定了管理办法。围绕员工辞职信息与执纪执法信息不相通的问题,该《办法》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在收到员工书面辞职申请当日,将员工书面辞职申请抄送同级纪检监察机构,同时还列明不得办理离职手续的5种情形,包括:有问题线索正在研究处置方式;正在接受谈话函询、初步核实;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监察调查;涉嫌违法犯罪,相关司法程序尚未终结;国家法律法规、党规党纪以及公司制度规定的其他情形。

近年来,“逃逸式辞职”的问题多次出现在被查处干部的通报中。比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原总经理助理沈曙寰,就被指妄困通过辞职逃避组织调查,在察觉可能案发后,企图“一辞了之”,是典型的“逃逸式辞职”。

张华宇受审的画面

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也被纪检监察机关指为“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的典型。他出生于1958年10月,却在2018年9月,距离年满60岁仅剩1个月时主动辞职。通报披露,张华宇在职时为有关企业谋取利益,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

这些试图“逃逸式辞职”的落马官员,往往以为提前退休、辞职后无职无权,组织上就会网开一面,违纪违法的旧账可以“一笔勾销”,或是搞起“期权式腐败”,在岗不收离岗收,妄图以此逃避党纪国法的制裁。然而“离职”并非“离管”,反腐惩恶不存在“既往不咎”,不管腐败行为潜藏多深多久、手段如何翻新变异,最终都难逃纪法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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