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1963年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1970年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71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东亚史，后转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新世界史》等。”而孙先生对自己的定义，则是“最高叛国罪”症候群：我大概就是有一种毛病，也可以说是我个人的独异性，就是喜欢“叛国”，或许可以概括为“最高叛国罪”症候群，喜欢批判身边的文化。
这样的批判性，在作为历史学家、文化学者的孙隆基身上，最显明的体现大概就是他以心血完成的一本本著作：在八十年代甫一面世便引起轰动的著名战斗檄文《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同样一时洛阳纸贵的《历史学家的经线》以及《新世界史》，无一不是对传统的反叛与挑战。
南都周刊：你生于重庆，长于香港，就读于台湾，并长期受西方文史哲熏陶。是什么东西让你有了对中国文化进行“硬心肠的”反省的力量？
孙隆基：我写《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不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是为了救个人，救国救民是相当中国式的提法。我见过很多中国人，一方面将儿童时期才有的特征遗留到二三十岁，另一方面又少年老成，老年化提前来临。在这两者的夹攻下，给人感觉不是上一代也不是下一代，不伦不类。他们人生当中最有个人特色的阶段变得很模糊，即使有，也是在模仿西方，而且还掺杂商业价值的因素，比如说青少年文化中的摇滚乐、牛仔裤的流行。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人的成长是受到压抑的。
南都周刊：就是说你的文化批判关注的是个人的成长？孙隆基：对。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很多东西偏离了应有的方向，父母只要求孩子把书念好。到了结婚年龄，再由父母帮忙张罗相亲。日本现在就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台湾很多人从国外读完博士回来后也需要靠相亲。我觉得这些人在科学方面可能很有成就，就是所谓的“科学怪人”，但在社交方面一塌糊涂，没有技巧。这跟父母对孩子从小的要求有密切关系，整个人只有一半在发展，情感方面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南都周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距原版1983年出版时间已经20余年。20年足以产生新的一代。新的一代的成长是否会对你书中所描述的“深层结构”造成冲击？孙隆基：如果将文化比喻成语言，它的文法规则是不会改变的。就像我在台湾所看到的，现在很多年轻人表面上看起来西化了，根本不太理父母，如果妈妈对他唠叨，他会像美国青少年那样说“you fuck off”(你滚吧)，但另外一方面，年轻人会很依赖父母，生活都不会打理，零用钱还是要靠妈妈，因此我觉得这种西化只是表层的。南都周刊：你的意思是说深层的东西并没有改变？
孙隆基：深层的东西中少年老成的成分可能会减少了，但那种不负责任、永恒儿童化的东西，在中国的“小皇帝”身上可能更为发扬光大了。我在书中曾说，中国人不能控制自己，人的身体似乎是“开裆裤”式的，想排泄就排泄，没有责任心。现在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内地的情况我不太清楚，至少很多发达城市明显在改变。南都周刊：读你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会让人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反感，这是否会引起文化歧视？孙隆基：应该不会。西方人在读我这本书时，往往会认为我是针对中国的集权主义的反抗。因为现在有文化的西方人，都会谨防自己有种族主义倾向，他们会有意识地避免从文化歧视的角度来解读。（来源：南都周刊）
唐小兵：我对你的鲁迅研究很感兴趣。在《历史学家的经线》中有两篇很长的写鲁迅的文章，《“世纪末”的鲁迅》、《是否该被“吃”掉？—鲁迅承担政治的难局》这两篇。大陆有很多研究鲁迅的作品，包括钱理群、王晓明、汪晖等人的著作。你这两篇文章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用19世纪在欧洲弥漫的世纪末思潮和尼采的超人政治来阐释鲁迅的心灵世界与文本世界。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难被理解的知识分子，他的内心相当复杂，如果要举一个人和他相比，那么史家陈寅恪也是很复杂的了，可能都还没有他那么复杂的精神世界。“世纪末”是怎样一种思潮，又是怎样影响鲁迅的？
孙隆基：“世纪末”是非理性主义的黄金时代，现代主义很强调非理性主义和变态—你看美国电影就知道了，杀人魔、杀人狂、心理变态等，美国整个现代文明是一个心理学化的文明。比如有人说副总统尼克松对总统艾森豪威尔有杀父倾向，就是俄狄浦斯情结，我们就会说“杀父倾向”，但是把这样一个专有术语放进去，大家才懂得你讨论的是什么。这都是从“世纪末”思潮开始的。比如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古斯塔夫·勒庞的暴民心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产品。
唐小兵：这种对非理性主义的肯定是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反动吗？这种反动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形成的呢，是因为启蒙运动破产了吗，或者说出现了更多的危机呢？
孙隆基：其实启蒙运动有点肤浅，它只看到理性阳光的普照，没有看到人性的阴暗面，因为阴暗是没有进步可言的。其实“阴暗面”跟进步与否没有关系，这就像人身上有兽性一样的。另外，它跟浪漫主义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有人说“世纪末”思潮是晚期浪漫主义。但是我现在考证出来，它是晚期浪漫主义和晚期自然主义的结合。当时晚期自然主义（这里先界定为文艺思潮，然后再讲它更广的含义）到了什么地步呢？—它比写实主义更进一步，专门描写社会底层、人性幽暗，以及人犯罪的一面；它的主角往往是罪犯和娼妓；文学创作常常用到梅毒的意象，比如像易卜生的《群鬼》，爸爸将梅毒病菌遗传给儿子，鲁迅、胡适都用这个比喻来攻击孝道。
唐小兵：中国现代小说里往往都有疾病的隐喻，包括肺结核的意象常被使用。
孙隆基：19世纪末的疾病、疯狂、人种退化、文明颓废，都是世纪末的特色。讲到“文明没落”，包括斯宾格勒、汤因比，虽然写作已经是在20世纪初期了，但文明没落论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
唐小兵：这种“文明没落”思潮是弥漫在整个欧美社会，还是局限于知识阶层呢？
孙隆基：当然是知识阶层。确实是小众的，但是影响到艺术家、作家。像王尔德，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主角将罪恶统统转移到了自己的肖像中，他永远保持青春，然而他的灵魂已经腐烂了，最后揭开画像满是疮疤，这就是梅毒化的隐喻。（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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