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枫，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散文集《巨鲸歌唱》《有如候鸟》《幻兽之吻》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奖项。出版有童话《小翅膀》《星鱼》《你的好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曾获中国好书、桂冠童书、中国童书榜年度最佳童书等奖项。

　　在进入“作家”身份之前，周晓枫需要一杯咖啡。8月12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直播间，周晓枫坐在摄像机前。直播7点正式开始，在此之前有一个专访，这时周晓枫提出了当天唯一一个要求：1杯热水。她从包里掏出一袋皱巴的速溶咖啡。当装满咖啡的纸杯散出热气，“普通人周晓枫”在补光灯下褪去，“作家周晓枫”上场。

　　咖啡就像电脑的启动键。“相当于自我暗示，现在我要工作了。”她解释，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己没有足够的自信，“不太相信能离开咖啡的辅助”。签书中途，周晓枫接了一个电话。她向对方解释：“怎么能说我是著名作家呢？我不是著名作家。”这个“标签”太过沉重，就一顶过重的帽子，压得她难以喘息。电话那头传出源源不断的人声，考虑到出版社要做生意——“也许这样便于宣传”，“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处世准则开始生效，她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

　　周晓枫的右手有腱鞘炎，虎口贴着膏药。她自带了签字笔，签得很慢，签书时手腕要垫本书。每个签名像盖章一样精准，提笔时带有笔锋。周晓枫一边签字，一边把余光投在刚签完的书上，随时在书页合住，碰糊笔迹前的一刹那预警。直播时，“不自信”的心理再次浮现。她郑重地说：“自己的字不好看”，还不至于太糟糕的一点是，签名是“最好成绩”。直播屏幕上，弹出一句留言：“周老师好温柔。”

　　形容词：最有力的武器

　　《幻兽之吻》是周晓枫时隔4年的新作。她的上一本散文集《有如候鸟》2017年出版，获2017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花地文学奖。《幻兽之吻》第一篇《野猫记》获钟山文学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野猫记》是她对真实生活的一次解剖与实验。

　　故事发生在阳台。在“敷衍打理，斑秃似地生长”的草皮上，流浪猫来来往往，新面孔此起彼伏，“像是缺乏管理的流动人口”。一旦撕开零食包装袋，就会有猫瞬间跳上露台。故事里的“我”开始喂养流浪猫，给它们取名字，比如邋遢王子、沙漠、毯子，而海盗、警长、大花生、斗斗和梦露则是“常住人口”。她在学着成为一个“理想的主人”，并藉由猫思考更宏大的命题，关乎公平、善恶、宿命。

　　“那一排猫坐在一起，如果没有名字的话是无法分辨的。”周晓枫把手向左前方推开，她的指尖仿佛有一个阳台，指尖划过的弧线里有灌木丛和长条木凳，一只野猫用舌头舔着爪子，还有的在夕阳里躺倒。给猫起名，源于实用的目的。然而有了名字的流浪猫，就像《小王子》里那朵独一无二的玫瑰，产生了特殊的意义。“起名字，意味着建立了某种私人感情，这是特别动人的。”她说。

　　周晓枫尽量靠近猫的视角，观察它们。猫与猫的关系，有时比人与人的关系还难琢磨——也许昨天还在伸出利爪缠斗，今天又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亲昵无间。为了更好地感知，周晓枫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人类的思维局限。猫也有非凡的技能，和丰沛的感情。“我不可能是猫，但我愿意设身处地，哪怕这种设身处地是难以实现的，我也愿意去模拟和感受它的处境。”她解释，更准确地说，应该说是保持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谦卑，应有的谦卑。

　　“我们自身的角色，是主人亦是宠物。或者说，我们既是宠物样的人——奴隶，我们也是人样的动物——禽兽。”周晓枫书里在反思人与动物的关系。喂猫引来了喜鹊，越来越多的喜鹊飞来，它们叼走猫食的残渣。书中的“我”开始陷入轻微的焦虑，一度担心猫会扑食喜鹊。真正的焦虑，在死亡发生之后——喜鹊死在门前，不是个好兆头。“我的善念和真正的慈悲，貌合神离。”周晓枫像是外科手术医生，冷冷地握着手术刀，切割下一块溃烂的血肉。

　　她的语言，有时像诗一样。“雪白的猫，刚吃过一只羽毛斑驳的鸟，会飞的肌肉融化在它摇晃的胃囊里。”有时又像拿着一把放大镜。“热带鲤的脸，分布着数条静脉血管的淤青色，鼻梁有两道横纹。腹鳍尖利，像是体内的刺针越出皮肤。”有人曾评论：周晓枫把繁复华美的形式和直抵内核的真相，奇异地纠合在一起，克制而又深情。

　　虽然是一部散文集，但周晓枫把“精准”列为最重要的写作原则。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形容词是最有力的武器。“一般会认为，使用动词更高级，使用形容词好像是初学者的习惯，但我不这样觉得。”周晓枫举例，打和拍、掐和拧、扔和摔、摘和拽、推和搡，联想这些动词的场面，其中微妙的不同，暗含形容词的区别。也就是说，形容词的丰富性压缩在动词里。

　　“形容词”不止是武器，它还是罗盘。她常举一个例子，“朋友”是宽泛的区域，但如果加上一个形容词——“阴险的朋友”，这个词里就暗含了戏剧性。在一个大框架里，形容词是精确的定位系统，精准到毫米。而名词更像一个公共概念，如同在大街上擦肩而过的路人，只能瞥见一闪而过的身影。例如，“月亮”是一个名词，它是温暖的，还是荒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我原来有点剑走偏锋。”回忆起创作历程，周晓枫说，“以前我很喜欢比喻句，为了好看会让句子绕很远，明明‘几站能到’的事”。这几年，她的写作发生转变，更追求精度。这归结为意识的转变：写作的准确有效，要远远重过“对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炫耀”。精准的形容词像炮弹，能穿透文学与现实的墙壁，“让你不在表达中迷路”，导入文字的幽微之处。“这是写作者的骄傲，也是写作者的荣幸。”她说。

　　写散文时，肩上仿佛扛着摄像机

　　“相对来说，我是一个在文字里比较勇敢，在生活中比较胆怯的人。”在直播中，她这样说。在《幻兽之吻》里，周晓枫也用“胆怯”形容自己。“胆怯”在琐碎生活的缝隙里浮现，哪怕倒车入库也要系安全带。乘飞机时，她把安全带扯得很紧，“搭扣一侧，垂出很长一段尼龙绑带”，以及直到安全提示灯亮起，才敢重启手机。总之，这是一个特别规矩，甚至是“本分得有点僵化”的人。

　　这样“胆怯”的周晓枫，曾经做过一次冒险的决定。2013年，她放弃了20多年的编辑生涯，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有朋友替她惋惜，可她却不觉得遗憾。对于周晓枫来说，作出这个决定“根本不存在纠结”。“专业作家，我想象不出比这更美好的职业。这不是52∶48，而是悬殊的99.52∶0.48，能有什么选择困难？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她反问。

　　在所有文学形式中，周晓枫在散文里待得最久。长久地凝视以后，她产生了一个疑问，散文这间屋子真的不能改变吗？正如那些普遍存在于城镇的成功范本，一家人通过奋斗买下一间小屋，几年后慢慢换成大的。在许多个夜晚之后，躺在床板上的周晓枫也在想，我是不是也可以换一间大一点的屋子？

　　这个萌生的念头变得粗壮而茂盛，具体表现为，她开始试图打破散文的边界。“散文可以有非常多表现形式，只是我们习惯看到一些样貌，就以为它是一个固定模型，是必须去效仿和必须去复制的。”谈到散文，似乎总是泛起一种“怀念的味道”，夹杂着乡村傍晚升起的一缕炊烟与潮湿的新鲜泥土味，目光拉里拉杂地围着父母、农田、动物打转，写到眼泪在眼眶里充盈时停笔。对于读者来说，散文家总是更容易落泪。

　　周晓枫搬来了新家具。一些家具显然有些太过新奇，新奇到每个来做客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疑惑的神色。像是商场里最坚定的售货员，她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这种解释中，隐含着疑问：小说结构是小说家的专利吗？电影镜头只能出现在电影院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演舞台剧呢？你不觉得诗歌的语言很美妙吗？

　　“一个盘子里可以装很多食物，不是说在里面放了几粒花生米，就永远只能放花生米。”周晓枫做了一个比喻：“就像我们看惯了长发少女，有一天她突然把头发剪短了，不能因为看不习惯，就否认她的性别。”女性的美是多样的，可以温柔，也可以飒爽，没有必要用一个固定方式去定义。文学也是这样， 散文没有必要用同一种方式书写。“并不是说，过去是什么，你就只能成为什么。文学的妙处，还在展现它可能是什么。”周晓枫阐释。

　　周晓枫写散文的时候，肩膀仿佛扛着摄像机。她看中扑面而来的画面感，以及在放大到近乎失真的画面里，寻找诗意的美感和动人。这种放大后的效应，会使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有时会呈现出可怖的一面。《幻兽之吻》的第二篇散文《池鱼》，描写了捕鱼的场景。湖面浩荡，星夜低垂，她把镜头对准被捕获的鱼。“鱼和鱼挤靠在一起，这是短暂的依偎。随后，它们被重摔在颗粒粗糙的路面上；被塞进闷住头脸的塑料袋，呼吸它们根本呼吸不进去的氧气；被刀口甚至斧刃剁开，看到自己体内的脏器被当做垃圾倒掉。”

　　“当你以特写的专注去观察，局部有时会释放出我们熟视无睹的那部分威胁。”她继续说：“我不是要强调，或者是渲染恐怖，我只是要临近这个场景，并不回避呈现它的过程，以及其中的细节。”雷切尔·卡森是她喜欢的作家，这位写出《寂静的春天》的小说家在周晓枫的描述里，更像一位写实风格的油画师。“他要描写鸟，你仿佛能看到羽翼上的绒毛，他要描写鱼，你就能看到那个鳞片泛出的波光。那个时刻，就好像你站在海滩上，翻卷起来的海浪，携着泡沫和沙粒靠近你的脚尖。”

　　讲到这里，她的声音停顿了几秒钟。直播间外，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的大编辑部里，大声地外放着直播，只有签版的编辑，零星地拿着刚打印好的版样，在过道里来回走动。直播有几秒钟的延迟。此时，从不同方位，几乎同时发出轻微的惊叹声。这意味着，周晓枫的语言在那一刻击中了听众。留言区的评论佐证了这一点。

　　周晓枫近视，刷上去的一条条留言，就像“一个个跳动的色块”。主持人念了几条评论，周晓枫不自觉地摇了摇头：“是她们写得好，真不是我描述得好。她们的文字，真的能做到既惊心动魄又丝丝入扣，又细腻、又温情、又狂野。那个文字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文字。”说完后，她确认似地点了点头。“她们”指的奥康纳、萨冈、杜拉斯、普拉斯等一系列对周晓枫产生重大影响的女性作家，她把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写在《幻兽之吻》的《雌蕊》里。

　　每个人都会做梦，写作就是用文字做梦的能力。“写作应该保留那种刚刚看世界的新鲜感，我希望我能做到，但我可能还没做到。”她在《幻兽之吻》里如实地记录梦境，第四篇《梦见》收录了27个梦。很多人看到这一章不理解，跑来问她：“散文怎么能这样写？”

　　周晓枫讲起其中一个梦境。魔鬼骑在度假酒店的木马上，来回摇晃，游泳池里全是橙汁，他的眼睫毛特别长，能在上面烫出一个大花卷。魔鬼长得很天真，告诉她：他来这里度假。“很有意思，对吧？”讲完以后，她笑出了声。“梦境跟生活有互动关系，同时有神秘的空间和特殊规则。这个部分是很有意思的。”她说。

　　如果有可能，想再去动物园当饲养员

　　《小翅膀》是周晓枫2018年写的童话故事，不久前斩获第十一届全国儿童文学奖，这也是她写的第一部长篇童话。她把这个奖项视作一个突如其来的幸运，带有偶然因素。当时，《人民文学》杂志正在筹备儿童专刊，向周晓枫约稿。为了“填空”，她抱着“玩票”的心态开始写童话。

　　事实上，周晓枫和儿童文学有过一段“貌合神离”的日子。大学毕业后，做了8年儿童文学编辑，她却提不起兴致，直至心生倦意。在《幻兽之吻》里，她写到：“我每天带着离间的态度，一边缺乏热情地校对和编辑书稿，一边设计秘密的逃离之路。”后来，她如愿调到了成人文学期刊。“耐不住性格，就是特别想去表达散文的那种犀利和穿透性。”她也承认，虽然那段时间是厌烦的，但这段对儿童文学作品持续8年的阅读经历，对她今天的儿童文学写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小翅膀》是周晓枫写给自己的故事，更准确地说，是写给儿时的自己。“我小时候怕黑，但我还故作勇敢，好像显得自己不怕。我想每个孩子大多都经过这个时候。”她想写一个童话，听起来很可怕，但实际上是一个“温暖而明亮”的故事。一个叫小翅膀的精灵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投放的是噩梦。每当孩子们钻进暖融融的被窝，小翅膀都噘着嘴，不情不愿地出发。在故事的最后，小翅膀最终和工作达成了和解。

　　《小翅膀》更像一个寓言故事。“我不认为只要长大以后，儿童时代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也并不是说，随着成年以后，成人的智慧就足以面对一切难题。这里面其实有我们一生的暗示。”周晓枫怕噩梦。在《幻兽之吻》里，她这样写道：“我小时候做噩梦，大了也做——噩梦变得更可怕了，就像长大的男孩承担起了更重的担子。”面对广大的世界，成人可能像儿童一样渺小、谦卑，甚至恐惧。如同小翅膀一样，成人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做着一份自己未必喜欢的工作，或者是在某种情境中感到吃力。“我想通过这个故事，不仅告诉孩子，希望成人也有勇气，突破困境，甚至是绝境。我希望有这种成长。”直播现场，周晓枫背出了编辑给《小翅膀》写的一句话：献给所有怕黑和曾经怕黑的童年。

　　一到夜幕降临，周晓枫就会对时间格外关注，因为她有一件顶重要的事——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生怕会错过动画片。”她笑着说。“走进电影院，你会发现很多成人去看动画片。”她再次肯定了自己观点——成人也需要童话。在周晓枫心里，“童话可以容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天真想象和饱满的信赖。”它让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美妙的魔法，也有突然到来的魔鬼，可以包含很多东西。周晓枫说：“好的童话像玫瑰一样，它可以非常缓慢地绽放出花瓣，它的蕴藏力量也可以像洋葱一样，慢慢地让你流下眼泪。”

　　周晓枫喜欢蝴蝶。有人说，蝴蝶是一种死去也美丽的动物。的确，蝴蝶看起来这么动人，又如此脆弱，能够飞越漫长的距离。“它身上有那种强韧，仿佛风能把它的翅膀撕撕碎，但它同时又能在狂风中飞舞。”蝴蝶的美来自多方面，周晓枫看到一股张力：它有一个受轻视，甚至被嫌弃的童年，而在化茧成蝶后，又释放出蓬勃而出的美。每只蝴蝶都像自然界所有的动物一样，从出生开始都要经历一番苦难。“每个生命都是一场考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幸存者。”周晓枫用种庄稼形容写作，也许一场暴雨会把收成倾覆，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因为害怕暴雨，就放弃劳作。“我们要接纳可能面临的危险，甚至是无常，然后在有限的空间里，去绽放生命最大的美丽。这就可以了。”她说。

　　《小翅膀》是“海陆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你的好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星鱼》分别写了走兽和大鱼。虽然写了3部童书，周晓枫还是感到写童书的艰难。“比如我天天用右手拿筷子吃饭，不能因为右手很熟练，就说左手夹菜也顺手。”周晓枫写散文起家，写童书不啻于改换左手吃饭，要重新训练表达方式。“我没有切换好，会有一个别着的劲儿。”她认为，自己还在新手期，要慢慢学。

　　周晓枫写书很慢，要隔很久才能出新作。她不认为这是精雕细琢，“效果好的话，可以叫精雕细琢。如果效果不好，那就叫磨洋工。（笑）”最近，她刚拟好一部童书的大纲，交稿日期是10月中下旬。面对主持人的提问，周晓枫没有再透露关于新作的任何信息。她回应，“因为还没写完的时候就急于分享，可能会早产，对孩子不利”。